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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和陶行知1（第8页）

三

胡适的观点基本上是否认帝国主义是中国人的敌人的。

他对帝国主义侵略者坚持不抵抗主义。

在1930年4月，他在《新月》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我应该走那条路？》写道，中国人的敌人既不是帝国主义也不是封建主义：“我们真正的敌人是贫穷、疾病、文盲、腐败和扰乱。”

这就是著名的“五鬼闹中华”

理论，震动了整个中国。

陶行知那时在日本。

了解到胡适的“五鬼闹中华”

理论后，他写了一首诗——“贺胡适先生四十周岁”

——批评他：

明于考古，

昧于知今。

捉着五个小鬼，

放走了一个大妖精。

流落他乡客，

围炉谈适之。

各凭不烂舌，

吹毛而求疵。

彼今四十岁，

我当进寿辞。

不遑论功罪，

献此逆耳诗。

在这首诗的前言，陶行知写道：“适之在近来关于当前事件的讨论有点离题了。

他在《新月》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我们应该走那条路？》说中国有五个小鬼——贫穷、疾病、文盲、腐败和扰乱。

然而，放走了帝国主义的大魔鬼。”

陶行知一贯支持抗日斗争。

当“五四”

运动的消息传到南京时，他立即动员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回应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

他们走上街头高喊口号。

在5月9日，南京各团体的6万人集会纪念国耻。

陶行知在会上发表了一个演讲，阐述民族的困难和耻辱的历史，谴责中国的独裁者和日本法西斯主义。

他呼吁拒绝签订巴黎和平协议，废除二十一条。

5月13日，南京学术联合协会成立，陶行知被选举为协会主席。

在1925年，在五卅运动期间，陶行知派遣大众教育联合会的代表去北京参加由各团体举行的后援五卅屠杀的会议，打电话给全国各地的大众学校的师生去参加全国各地的各种各样的游行示威以表达愤慨。

在“九·一八”

事变后，他写了一篇文章：“如果日本强盗今晚来了，我们如何打败他？在这个决定命运的时刻，不要讲太多，拿起武器，冲！”

然而，在一段非常长的时期里，胡适主张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采取不抵抗主义。

“九·一八”

事变后，他和他的朋友大量时间聚集在一起讨论当前的政治形势。

他们组织了自我救国会，发表了一个反对抗日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