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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陶行知认为,“先生的责任小在教,而在教学,而在教学生学。”
他指出,教学大概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种是只会教书,只会拿一书本要儿童来读它,记它,把活泼的学生作为书架子或字纸篓,教师则成了书架子、字纸篓的制造家,学校好像是书架子、字纸篓的制造厂。
这是一种“拿学生来配书本”
的办法,是让学生死读死记书本的文字;另一种是“拿书本来配学生”
,教师把注意力从书本上移到了学生身上,“凡是学生需要的,他都拿来给他们”
,这种教学固然比第一种好得多,但学生还是处于被动的地位,“因为先生不能一生一世跟着”
。
世界上新理不尽,天地间奥妙无穷,教师是不可能与学生“一齐发明”
的,再一种是“教学生学”
的方法。
这种方法把教与学有机地结合起来:“一方面要先生负指导的责任;一方面要学生负学习的责任,对于一个问题,不是要先生拿现成的解决方法来传授学生,乃是要把这个解决方法如何找来的手续程序,安排停当,指导他,使他以最短的时间,经过相类的经验,发生相类的理想,自己将这个方法找出来,并且能够利用这种经验理想来找别的方法,解决别的问题。”
这样,学生才会形成“自得自动”
的品质,才能主动探知识之本源,求知识之归宿。
这就肯定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导作用。
第二,陶行知认为,“教的法子必须根据于学的法子”
。
他批评传统的教学方法,教师只管照自己的意思去教学生,根本不考虑学生的才能兴味,用学生来“凑他的教法,配他的教材”
,这样教师收效很少,学生苦恼太多。
相反,“如果让教的法子自然根据学的法子,那时先生就费力少而成功多,学生一方面也就能够乐学了”
。
因此,他要求教师根据学生的实际进行教学,“学得多教得多,学得少教得少;学得快教得快,学得慢教得慢”
。
这种强调激发学生兴趣、一切从学生实际出发的教学法,与现代教学理论也是息息相通的。
第三,陶行知认为,教师必须“一面教一面学”
,“不但要拿他教的法子和学生学的法子联络,并须和他自己的学问联络起来”
。
他批评当时的教育界“是各人拿从前所学的抄袭过来,传给学生”
。
主张教师必须不断地去研究新的学问,求得新的进步;一方面指导学生,一方面研究学问,从而达到真正的教学相长。
或言之,教师必定先要“学而不厌”
,然后才能“诲人不倦”
,体验教育英才的快乐。
陶行知上述“教学合一”
的理论,在经过十年的探索与研究,尤其是晓庄学校的试验后,进一步得到丰富和充实,从而正式提出了“教学做合一”
的命题。
在1928年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中国教育改造》中,收录了他关于这一命题的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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