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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的生活教育思想1（第7页）

和“加强我们的力量”

等主要任务，并特别提出当前的任务是展开全面教育以配合全面抗战而争取全面的最后胜利。

在抗战处于相持的困难阶段，陶行知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并着力为未来的社会培养人才。

由他创办的育才学校就是这种既注重抗战又着眼建国的新型学校。

正如他在为育才学校拟订教育纲要草案中所说：“今天育才学校的儿童必须过战时生活，必须为抗战服务，必须在抗战洪炉中锻炼，否则我们便没有理由希望他们成为未来的建国人才。

育才学校的教育，不是挂名的建国教育，而是抗战与建国统一的教育，抗战建国教育。”

[16]

创办育才学校，进行特殊儿童的人才教育，对于生活教育运动来说，是一次全新的理论与实践的尝试。

生活教育运动也从此进入了人才教育或全面教育运动的阶段。

在这一阶段，陶行知先后撰写了《育才学校教育纲要草案》《我的民众教育观》《我们的校徽》《谈生活教育》《我们不是企图取消学校教育》《育才二周岁前夜》《育才十字诀》《创造宣言》《创造的儿童教育》《创造年献诗》等重要文章与文集，论述了培养学生生活创造能力的思想，从而使生活教育思想的创造性内涵进一步得到丰富。

在这一时期，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进一步趋于完善，虽然战火纷飞、生活困窘，他无法构思鸿篇巨制，但对于教育理论的探索从来也没有停止过。

他主要就育才教育的性质、集体生活的教育、真善美的教育以及创造教育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其中创造教育的理论，将生活教育思想又升华到一个新的境界。

抗战胜利后，陶行知以极大的革命热情和胆略投身于反内战、反独裁、争和平、争民主的斗争，并不失时机地把生活教育运动的重点转移到民主教育阶段。

在《实施民主教育的提纲》以及《全民教育（为四万万中国人民提倡民主教育的初步计划）》两篇文章中，陶行知按照生活教育的原理，针对中国的社会实际，提出了具有生活教育特色的民主教育思想。

陶行知指出，生活教育所追求的民主，不是为少数人服务的旧民主，也不是形式上庸俗的旧民主；而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由人民大众作主的民主，是发挥每个人的创造性的新民主。

民主教育的目的，是把“文化为公”

“教育为公”

与因材施教结合起来，把国民教育与人才教育统一起来。

民主教育的方法，关键是把生活与教育联系起来，不限于一种，要多种多样，因材施教；其次是“来者不拒，不能来者送上门去”

，把社会作学校；最后是解放学生的眼睛、双手、头脑、嘴、空间和时间，使学生走上创造之路，手脑并用，劳力与劳心结合。

民主教育的教师，必须具有虚心、宽容的品质，能与学生共甘苦，跟民众学习，跟小孩子学习，肃清形式、先生架子、师生的严格界限。

民主教育的教材，应从丰富中求精华，教科书以外求课外的东西，并且要从学校以外到大自然、大社会中求得活的教材。

民主教育的课程，在内容上应该让人们能了解社会，有科学的生产劳动知识，启发民众争取抗战胜利与民主自由；课程组织要铺成多轨，普及与提高并重，要有系统性和弹性。

民主教育的学制，应遵循单轨出发、多轨同归和换轨便利三原则；考试不鼓励个人的等第，只注意集团的成绩，不以分数定高下。

民主教育的行政，应鼓励人民自己办学校，鼓励学生自己管自己的事，反对官僚作风。

民主教育的校长有四种任务：一是培养在职教师，使他们不断进步；二是通过教员使学生进步；三是在学校中提拔为老百姓服务的人，如小先生之类；四是将校门打开，运用社会的力量，使学校进步，动员学校的力量，帮助社会进步。

从而使学校成为民主的温床，培养出人才的幼苗。

陶行知的上述民主教育思想，是对生活教育运动二十余年的经验和教训所作的初步总结，也是根据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的客观需要，对生活教育思想进步的丰富与完善。

在这一时期，陶行知提出了生活教育的新方针：民主的、大众的、科学的、创造的方针。

他还对未来的民主国家所应建立的民主教育制度提出了详密的构想，绘制了一份理想的蓝图。

1946年7月25日，陶行知因劳累过度而病逝，但他的生活教育运动并未因此而画上句号。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真正的生活教育，自古以来一直存在到今天，即发展到今天，而且还要一直存在下去、发展下去而达到最高的生活即最高的教育。”

[17]为了创造“最高的生活”

，生活教育总是与时代并进，总是把握当前的生活，这是生活教育不断发展的历程的写照，也是生活教育思想最富有生命力的奥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