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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的生活教育思想1（第6页）

国难教育的方法是推动报纸、杂志、戏剧、电影、说书人、无线电播音积极针对民族解放的宣传；变通各校功课内容，使适合于解决困难之需要；运用县、市、乡现有组织及集会，宣传民族危机及解决国难的路线；推动家庭、店铺组织国难讨论会、读书会；开办或参加识字学校，使此种学校对解决国难发生效力；长途旅行，唤起民众组织起来救国；必要时游行示威。

陶行知向从事困难教育的同志疾呼，中国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为教育而教育，不许行动的教育，乃是加重国难的教育，而不是解决国难的教育”

[13]，只有以民族的生命为生命的教育，才是真正有意义的教育。

国难教育方案的提出与实施，在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它承上启下，促使生活教育运动向纵深发展，也使生活教育的思想日益丰富。

1936年3月16日，《生活教育》发表了陶行知的《生活教育之特质》，分析了生活教育所具有的“生活的”

“行动的”

“大众的”

“前进的”

“世界的”

“有历史联系的”

等特点，并指出了在国难当头的情况下生活教育所肩负的使命。

他说：

中国已经到了生死关头，争取大众解放的生活教育，自有它应负的历史的使命。

为着要争取大众解放，它必须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为着要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它必须教育大众联合起来解决国难。

因此，推进大众文化以保卫中华民国领土主权之完整，而争取中华民族之自由平等，是成了每一个生活教育同志当前所不可推却的天职了。

[14]

国难教育将普及大众教育与争取民族解放有机地统一起来，强调“大众教育与民族解放运动”

是一个不可分开的大革命，这就把过去的生活教育思想从过去的平民教育、乡村教育、普及教育的水平上升到民族解放与人类解放的境界，使生活教育在理论与实践上都有了新的发展。

1936年7月，陶行知应邀赴伦敦参加“世界新教育会议”

，并受全国各界救国会的委托，以国民外交使节的身份，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主张，发动海外侨胞共赴国难。

在海外，他先后走遍28个国家和地区，争取国际声援。

抗战爆发后，生活教育运动又从“围难教育”

转变为“战时教育”

，《生活教育》也改为《战时教育》出版。

陶行知在桂林主持了《生活教育》社成立大会，并提出了生活教育者在抗战建国的时代中的四项任务：“①力求长进，把自己的集团变成抗战建国的真力量；②影响整个教育界共同求进，帮助整个教育界都变成抗战建国的真力量；③参加在普及抗战建国的生活教育的大运动里面帮助全民族都变成抗战建国的真力量；④参加在普及反侵略的生活教育的大运动里面帮助全人类都变成反侵略的真力量。”

[15]

陶行知认为，生活教育的理论“在战时，更显出它的优点”

，生活教育在抗战中能作出以下贡献：①生活教育是民族大众人类解放之工具。

当前日本帝国主义危害我们生存的关头，生活教育者每上一课自必要问：这一课对于抗战能有多少帮助？②生活之变化是教育之变化，真正的抗战教育，必须通过抗战生活。

③社会即学校，不能专在后方流连，要联想到前方，在后方办学校也要尽力把教育的力量输送到前方和沦陷区。

④人民集中的地方便是教育应到的地方，要注意到将战时教育推广到伤兵医院、难民收容所、壮丁训练处、防空壕和山洞里。

⑤集团的教育力量大于个人的教育力量，帮助学生团结起来，进行战时的集体主义的自我教育。

⑥“生活影响生活”

，人人都能即知即传，要使整个民族不分男女老少都从炮火中发出力量。

⑦教学做合一、在劳力上劳心是最有效的生活法和最有效的教育法，所以要以抗战建国的行动为中心，而不陷落在虚空里面。

⑧到处可以生活即到处可以办教育，生活教育者的学校是炸不散的。

所以，陶行知对生活教育的前途充满信心，深信“生活教育必定能够发出伟大的力量，帮助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帮助创造一个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并且帮助创造一个和平的新世界”

。

生活教育运动十二周年纪念之际，陶行知在《战时教育》上发表了《告生活教育社同志书》，系统总结了生活教育所走过的历程，布置了“继续已往的工作”

“负起当前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