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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的生活教育思想1（第5页）

如果还是用改良主义的、教育改造社会的观点看陶行知，就无法解释陶行知后半生革命的、不妥协的战斗性了。”

[10]

在这样的理论驱动下，陶行知领导的晓庄学校开展了若干改造社会的革命性活动，结果学校被国民党政府查封，陶行知也被通缉，不得不于1930年秋亡命日本。

在日本的半年左右时间中，他目睹日本教育的普及与科学技术的发达，心中孕育了生活教育的下一个蓝图。

1931年春，陶行知回到国内，生活教育运动进入了普及教育运动的时期。

为了普及科学知识，他发起了“科学下嫁”

运动，创立了自然科学园，编辑了《儿童科学丛书》与大众科学教科书。

在通缉令取消后，陶行知在《申报》发表教育小说《古庙敲钟录》，以文艺体裁表达他生活教育的思想。

又在上海市郊办起了“山海工学团”

，并创造、推广了著名的“小先生制”

。

1931年到1935年，陶行知先后发表了《乡村工学团试验初步计划说明书》《教学做合一下之教科书》《怎样培养普及教育的人才》《小先生与民众教育》《普及现代生活教育之路》《中国普及教育方案商讨》等文章，进一步阐述生活教育思想。

在这个时期，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主要表现在对传统教育的批判和对普及教育的关注两个方面。

在对传统教育的批判方面，陶行知列举了传统教育的七个弊端，即学校与社会相隔离；生活与教育相分家；师生的界限太严格；先生教而不做，学生学而不做；教劳心者不劳力，不教劳力者劳心；教人把智识装满了再去行；教少数人升官发财等。

在《传统教育与生活教育有什么区别》一文中，他更深刻指出：“传统教育，是吃人的教育；生活教育，是打倒吃人的教育。”

[11]他认为，传统教育有两种吃人的方法，一是教学生自己吃自己，即教学生读死书，死读书，最后读书死；二是教学生吃别人，即教人升官发财，吃农人、工人的血汗。

而现代教育则教人做人，教人生活，读活书，活读书，读书活；教人在劳力上劳心，做自己的主人，做政府的主人，做机器的主人。

在《给国英的信》中，陶行知更简洁地指出了生活教育有别于传统教育的基本原则：（1）社会即学校；（2）生活即教育；（3）劳动即生活；（4）教学做合；（5）在劳力上劳心才是真正的做；（6）行是知之始；（7）教小孩子自己教自己；（8）教小孩子做小先生；（9）教劳苦大众自己教自己；（10）会的教人不会的跟人学；（11）不愿教人的人不配受教育；（12）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

[12]

在普及教育方面，陶行知不仅身体力行地编写《老少通千字课》和科学普及读本，而且提出了用小先生普及教育的方法。

在《中国普及教育方案商讨》一文中，他提出了普及教育的原则和方法，为中国普及教育制定了非常详细的方案，从师资问题（如全国小学生总动员做小先生、全国识字成人总动员做传递先生、全国知识分子总动员辅导普及现代生活教育之推进、举办小先生养成所）、教材问题，到财力与法律的保障，以及评价措施、组织体系，都进行了具体的论证与规定。

如果这个方案得以实施，中国的现当代教育史也许就要改写了。

3.生活教育思想的发展期

1935年“一二·九”

运动爆发后，中国人民掀起了抗日救亡的运动。

救亡运动赋予了生活教育以新的内涵，引导生活教育汇入民族解放运动的洪流。

根据陶行知“过什么生活，便是受什么教育”

的理论，在国家危难的情况下，自然就是国难教育。

在“一二·九”

后的第三天，陶行知就与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沈钧儒等知名人士发表了《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并筹组上海文化界救国联合会。

次年2月，他又发起组建“国难教育社”

，拟定《国难教育方案》等文件。

为了从理论上引导国难教育的顺利发展，陶行知撰写了《中国大众教育问题》的长篇论文，系统阐述了国难教育的目标、对象、教师、课程、组织、方法等问题，提出了国难教育的具体方案。

他认为，国难教育的目标是推进大众文化，争取中华民族之自由平等和保卫中华民国领土与主权之完整。

国难教育的对象是教育大众联合起来解决困难，教育知识分子将民族危机之知识向大众传播。

国难教育的教师是前进的大众、前进的小孩、前进的教师和前进的技术人员。

国难教育的课程是政治经济专家的演讲讨论、防卫作战技术的操练、医药救护的实习、交通工具运用的实习、国防科学的研究、大众教育的推广研究。

国难教育的组织是成立学生、教师和各界大众的救国会和救国联合会，以实施学生、教师和大众之国难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