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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研究在海外选103（第5页）

等荣誉称号。

在其学做陶行知式教育家的实践之余，她也撰写了有关陶行知研究方面的文章，1992年她写的《我为友谊和献身而来》发表在《人民日报》（5月22日）海外版第6版，文中满怀深情地赞扬了陶行知的伟大人格，并以陶行知的“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以社会为学校，奉万物为宗师”

等原话为座右铭，决心学做陶行知的人格风范和献身精神，视教育为天职。

1994年她又在《金陵陶研》上发表了题为《陶行知教育思想对我的帮助》一文，她回顾了自己在香港度过的23年和中国大陆8年的教学生涯，认为在此期间她之所以能“以充沛的精力、昂扬的斗志，并带着新的美好希望”

去教学和工作，就是因为陶行知的伟大精神激励着她。

她认为，“陶行知先生是我们的先驱，他献身普及教育是给我们树立了榜样。”

在南京任教期间，她先后三次去晓庄学校旧址参观，平时经常向曾是陶行知学生的张一之先生请教，并大量阅读了陶行知全集中的文章。

她深深地被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所打动，“我觉得陶先生很多的观点和自己的想法是相吻合的”

。

波西凯的这两篇文章严格来讲，还谈不上是陶行知研究的学术成果，但毕竟体现了陶行知及其教育思想对比利时人的影响。

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也开始了对陶行知的研究，集中体现在曾来南京师范大学做过访问学者的尼·叶·鲍列夫斯卡亚女士的研究成果上。

尼·叶·鲍列夫斯卡亚是苏联科学院研究员，1991年来华访学并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中国陶行知诞生100周年纪念大会。

她提交给大会的论文是《如何评价陶行知对现代教育的贡献》，该文于1992年在《行知研究》第2期上发表。

她在深入分析与思考陶行知在现代中国教育史上地位的基础上，对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中的一些主要观点，如“教学做合一”

“六个自由”

“在劳心上劳力”

“创造的教育”

等，作了理论分析。

经过研究，她认为，“陶行知是一个倡导包括德、智、体、美、劳五育在内的个性和谐发展的教育理论家和实践家。”

文中总结了陶行知“生活教育”

的基本特点是“民主的，科学的，群众性的，创造性的”

。

还强调，陶行知提出的培养“能够独立思考的人”

，“培养新的自由人”

的思想对当今中国乃至世界教育改革仍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总之，尼·叶·鲍列夫斯卡亚的观点颇有新意，成为俄罗斯研究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开山之作。

在德、法、加等国学者异军突起之际，美国学者丝毫没有放慢他们的研究步伐。

获有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和斯坦福大学三校哲学博士学位的中国教育思想史专家、香港大学教育学高级讲师的美国学者休伯特·布朗（HubertO.Brown）于1987年在前述《中国的教育和工业化的世界：文化传递研究》一书中发表了《中国教育中的美国进步主义：陶行知个案》的长篇论文。

与巴斯蒂一样，布朗也是运用文化传播学理论来探讨陶行知与西方教育关系的。

但两人的着眼点却不同：巴斯蒂主要是宏观透视，布朗则侧重于微观考察。

比较起来，布朗的研究更为细致缜密。

布朗在剖析了陶行知与杜威以及美国进步主义教育的关系后断定：“可以毫不含糊地把确切存在他（指陶行知——编者注）思想和行动中的事物归诸进步主义的影响，是很成问题的。

从其作品来看，陶显然使用了进步主义的修辞，然而，若就任何具体事物作较仔细的检查，那么他所依仗的实质，至多只是部分的，而且有时整个都可怀疑。

许多中国进步主义者都是这种情况，但陶行知尤其如此：他可能接受了进步主义的见解和朝气，在有些事情上接受了杜威所提倡的专门实践。

尽管如此，他观念和行为的源泉、延伸和远景，极显然是扎根于陶的个性，他使中国适应社会上存在的文化类型和使西方文化移入的模棱两可性，以及中华民国发展中的历史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