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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研究在海外选103（第6页）

毫无疑问，陶受到了进步主义的影响，但却是略似太阳的引力使掠过它的星光偏移的方式，而星光的源头和归宿是在别的地方。”

不管布朗的结论是否符合历史实际，但他注重探讨文化传播过程中传播者、传播物、传播渠道和被传播者诸种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为人们提供了一条新思路，反映出欧美陶行知研究的新动向。

20世纪90年代以来，还有两位美籍华人学者在美国陶研界比较活跃，一位是现任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教育学院博士生导师、加州州立大学（北岭）教育学院教授、中国研究所所长的苏智欣女士，她于1989年撰写了《杜威与陶行知的哲学观及教育观》一文，后来将文章分成两部分，前一部分以《杜威和陶行知：关于他们教育哲学的初步比较》为题，作为提交给1989年在加拿大召开的“世界比较教育大会”

的学术论文；后一部分以《杜威和陶行知：关于他们的教育观》为题，提交给1990年在美国加州举行的“比较与国际教育协会年会”

。

苏智欣教授运用翔实的资料，先评介了杜威的教育哲学观，接着凭借其深厚的理论素养对陶行知在改造杜威教育哲学思想基础上形成的生活教育理论作了论析，最后又将陶行知与杜威的教育观作了哲学层面上比较。

她的结论是：“杜威的思想对于中国的教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中也因为陶行知在传播与检验杜威的教育思想中起了如此重要的作用。

从大的方面讲，陶行知被誉为中国普及教育的核心人物。

他的各种努力在为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准备更有知识的公民方面做出了贡献。”

在她眼中，陶行知在创立其生活教育理论的过程中实现了对杜威教育观在中国的扎根与传播。

然而，陶行知并未完全将杜威教育观照搬回中国搞试点，而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农村的有利于民众解放的教育发展之路，“当杜威正在为政治民主中的个体发展一种生气蓬勃的教育理论的时候，陶行知则富有创见地计划着通过一种根植于生活的教育使他的人民获得解放”

。

1996年苏智欣教授又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报上发表了《教学做合一：中国师范教育中的杜威实验》，论文从“陶行知与杜威教育思想的异同”

“教育是社会改革的工具”

“‘学校即社会’和‘社会即学校’”

“‘教育即生活’和‘生活即教育’”

“进步教育、儿童中心教育和基于经验的教育”

“兴起、跌落、陶行知和杜威思想在中国的复兴”

“杜威思想在晓庄师范学校的实验”

“今日的晓庄师范学校——相同点与差异处”

等方面研究了杜威与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与实践。

在她看来，“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主要派生于杜威思想前提的学校和社会、教育与生活以及进步教学法。

然而，为使这些思想符合中国现实实际，陶行知对其加以了改革，以适应中国的挑战和需要。

因此，这些思想与美国的不一样。”

这是作者经过精心研究和深思熟虑后得出的比较客观的结论。

另一位是毕业于芝加哥大学历史系的蔡崇平博士，他于1996年参加了在华中师范大学召开的“陶行知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

，提交会议的论文是《从教育到政治：陶行知与大众思想》。

他从中国现代社会的大众思想、知识分子心态谈到了陶行知的知识分子观、生活教育观及其办学实践活动，以宽阔的视野、凝练的语言、哲学的思维和严谨的态度，认真思考与审视了陶行知在现代中国的教育战线与政治领域中所占据的显著地位和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蔡崇平以其清新的文风、丰厚的学养、坚实的功底受到学界赞誉，被人们视为未来美国陶研界的中坚与骨干。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欧美学者对陶行知的研究，尽管涉猎的范围很广，但早期主要集中在两个相互联系的问题上，即陶行知与杜威以及进步主义教育的关系，陶行知与王阳明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近期已开始注意将陶行知与本国教育家进行比较研究，这显示出欧美学者的研究重点有所不同，但在研究难度上，两者实在难分轩轾，各有千秋。

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也不乏从新视角研究陶行知的学术性较强的研究成果。

由此，我们可以预料，随着各种主客观条件的改变，欧美陶行知研究的队伍还将继续扩大，成果还将不断增多，陶行知研究将在欧美中国学领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1]原载《陶行知研究在海外》，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