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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研究在海外选103（第4页）

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有一位奥地利籍的詹生博士（FritzJensen）曾作为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工作人员来中国，他分别到过国统区和解放区，对中国创办的育才学校有所了解，1953年他作为民主德国《新德国》报纸的特派记者再度来华。

在对陶行知有了比较多的了解之后，他在德国出版了《中国腾空而起》一书，书中向德国人民介绍了“中国最伟大的教育家陶博士”

的业绩，如“育才学校”

和“小先生运动”

等，为德国人了解陶行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75年刚从西柏林自由大学毕业的艾哈德·内克曼（ErhardNe），开始了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研究，1975—1976年冬季他主办了一期以研究陶行知的生平与著作为重点的研讨班，并与参加研讨的四名大学生和另两名同事共同翻译了一本文献《生活即教育——中国改革教育学家陶行知之生平》，在西柏林自由大学校内发行。

1978—1980年，他在我国西安外国语学院担任外籍教师，内克曼利用在华之机，收集了大量关于陶行知的资料，并实地考察了南京晓庄师范学校和陶行知纪念馆，采访了在西安的陶行知的学生和同事，还利用回国路经日本之际，专门拜访了日本著名的陶研究专家斋藤秋男先生。

1981年在陶行知诞辰九十周年之际，他撰写了一篇《陶行知——被中国重新认识的人民教育家》的纪念文章，分别在自由柏林广播电台播出和在德文版的《新中国》上发表，对帮助德国人民了解陶行知这位近代中国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产生了积极作用。

1993年克尔斯滕·赖希教授将他的博士生丁伟祥翻译与整理的有关陶行知的一些资料编辑出版了《陶行知——中国二十世纪的改革教育学家》一书，介绍了陶行知教育思想是在批判传统教育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一个新的教育理论体系，并叙述了陶领导下的教育实验运动。

德国的另一位陶研界学者是黄冬，他曾于1978—1982年就读于西安外国语学院德国语系，协助内克曼教授收集和整理过关于陶行知的资料，从此他便产生了对陶行知研究的浓厚兴趣，1988年他到德国马堡大学留学，1993年获硕士学位，1997年获联邦德国马堡大学博士学位，他的博士学位论文是《陶行知（1891—1946）与阿道尔夫·莱希维恩（1898—1944）——两个改革教育家之比较》，1999年由德国汉堡考瓦克博士出版社正式出版。

黄冬将20世纪两位世界著名教育家从文化、政治和教育三个方面将两位教育家进行了比较，两人都是中西文化的使者，为世界文化交流与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两人“同作为反对独裁专制、崇尚民主的进步教育家，有着类似的经历、遭遇、政治理想和追求”

；二人拥有大致相同的教育理念：他们都主张让广大贫苦大众受到教育的民主教育观，他们都倡导学校应该是学习民主规则的“训练场”

、培养生活能力与社会能力的“共同体”

和带动乡村文化生活的“火车头”

，莱希维恩创立的“帮手制”

与陶行知发明的“小先生制”

亦有类似之处，还有莱希维恩所推崇的“意图教学法”

与陶行知的“教学做合一”

教学观也有共同之处。

黄冬作为中国籍的德国博士，可以说对中德两国文化都比较了解，所以他的论文在德国陶研界是最具权威性的成果之一。

1987年，法国杰出的汉学家、巴黎国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玛丽安·巴斯蒂女士（Mariaid）在她与加拿大中国教育问题专家露丝·海霍博士（RuthHayhoe）共同主编的《中国的教育和工业化的世界：文化传递研究》（中译版更名《中外比较教育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中，发表了《是奴役还是解放？——记1840年以来外国教育实践及制度引入中国的进程》一文，论述了20世纪初随着民族主义的日趋高涨，非宗教大同盟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的相继兴起，中国的教育政策开始放弃只用一个外国教育模式的做法，转而采用折衷式的借鉴。

他指出：“到这时受到批评的就是美国的教育制度了，这与以前的日本制度一样，而批评它的正是那些最了解它，也曾帮助它在中国得到广泛承认的人，陶行知就是一例。”

并认为“陶行知、梁漱溟、晏阳初在农村地区的教育活动则是中国教育家在根据教育需要活动时能够独立自主的又一明证”

。

运用文化传播学理论来探讨陶行知以及中国教育与西方教育的关系，无疑有助于包括陶行知研究在内的整个中国近代教育史研究的深入。

加拿大学术界也一直对陶行知研究比较感兴趣，这与陶行知生前多次访问加拿大有关，陶行知曾于1937—1938年先后四次访加，积极宣传抗战，号召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起来反对日本法西斯，在当地引起强烈反响，也使加拿大人民深深记住了这位热爱和平的中国教育家。

在近半个世纪后，加拿大约克大学格兰登学院社会学教授唐纳德·E.维尔默特人追忆了他于1944年在重庆育才学校与陶行知的交往以及所见所闻，并写成了《陶行知是个了不起的人》（1994年8月25日载上海陶研会编的《行知行》），文章以平实语言、真挚的情感再现了他所了解到的陶行知的朴实、谦逊、真诚、热情的性格和“始终如一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使读者感到真实、亲切，为加拿大人民了解陶行知提供了一份珍贵的资料。

他还在其有关社会学著作中提到了陶行知的教育社会学思想。

约克大学历史系教授玛戈·格瓦茨（MargoS.Gewurtz）则在一篇关于中华职业教育社的论文《社会现实与教育改革：中华职业教育社的个案考察，1917—1927》（《现代中国》第4卷第2期，1978年）中涉及到陶行知的职业教育思想。

这种多角度、多层次的考察，意味着欧美的陶行知研究者已较此前眼界更为开阔，研究越发具体。

20世纪90年代以来，比利时学术界也出现了关注陶行知研究的趋势。

代表性人物是波西凯女士，她毕生以陶行知为榜样，力求做陶行知式的教育工作者，她曾先后被中国授予“友谊奖”

“首届行知奖”

“优秀教师”

“外籍专家先进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