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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研究在海外选103（第3页）

他还是上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高级顾问。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供职于美国政府，有时在华盛顿，有时在美国驻华使馆。

在华期间，他曾与陶行知多有接触，对陶的人格、思想和事业均极钦佩。

1946年7月陶病逝。

同年12月9日，美国教育界在纽约隆重集会追悼陶行知，到会的有美国教育界名流及中国留美人士300余人。

由杜威博士和冯玉祥将军担任名誉主席。

费正清曾代表罗格博士讲述陶行知1914—1915年间在伊利诺伊大学学习时的生活。

从某种意义上说，费正清是欧美陶行知研究的先驱者之一。

正是受他的影响，一些中国学专家（如前文提及的他的高足孔斐力教授等）上世纪50年代便开始研究陶行知。

至于他自己，对于陶行知也多有论评。

比如，在那本被人们誉为“经典之作”

的《美国与中国》（哈佛大学出版社1978年第4版）里，他指出：“陶行知博士的经验就是一个例子。

陶在伊利诺伊大学就读和随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得到杜威的教导后，回中国从事乡村教育，并帮助开展‘小先生’运动，使学童成为其他文盲的先生。

这种识字运动形成连锁反应，特别是在1937—1938年政府迁到武汉时的统一战线时期。

这项工作显然有点像政治炸药，国民党下令禁止了。”

又如，在1986年出版的新作《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纽约哈珀——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版）中，他对陶行知作了更为精辟的论述：“虽然晏阳初和定县在美国一直很有名，然而，杜威博士的最有创造力的学生却是陶行知（1891—1946）。

他是一个穷学生出身，在受到王阳明学说启发之后很多年，才于1915—1917年上师范学院（指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编者注）念书。

他于1921年任南京东南大学教育学系主任。

翌年继蒋梦麟之后任《新教育》杂志编辑。

他在民众教育运动方面非常积极，为工人和贫苦人民办夜校和各种中心。

他展开‘小先生’运动，让文盲学会后再以他们的新知识教育其他文盲，这样连锁下去。

对于1927年的反共产主义分子来说，这就好像一个政治炸弹一样。

在城市里搞民众教育，被视为叛逆而遭禁，陶行知就到农村进行教育和农村恢复计划。

美国的进步教育用的现成的学校制，陶行知发现中国普通群众只能就他们的生活、工作、农村、家庭和车间所在地受教育；在哪里聚居，就在那里学习。

在所有美国训练出来的教育者中，陶作为一个穷人出身的人，使他成为极不寻常地同情于普通人民的需要，而这终于使他比别人更接近共产党。

最后他于1946年，在国民党未能下手暗杀他之前，患中风逝世。”

毋庸置疑，费正清的上述精辟论述将对欧美学者的陶行知研究产生重要影响。

除了孔斐力外，哈佛大学博士、现为芝加哥大学教授的艾恺（GuyS.Alitto）也是深受费正清学术观点影响的一人。

他在曾获“美国东方学奖”

的《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现代中国的困境》（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的前言中，称“我在哈佛受导师本杰明·史华茨（BenjaminI.Schwartz）和费正清的影响明显体现在该书的每一页里”

。

尽管这是一本关于梁漱溟的人物传记，但在全书的十三章中，有三章都提到了陶行知的教育理论和实践，特别是第七章，专门列有“陶行知和晓庄实验乡村师范学校”

一节，论述陶行知及其晓庄师范对于梁漱溟教育思想和实践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另一位著名的中国近代史专家、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曾任美国史学会会长的魏斐德（Frederi）在为该书所写的序言中，也将陶行知的乡建模式与梁漱溟的乡建模式作了比较，指出了两者的差异。

显而易见，艾恺和魏斐德有关陶行知与梁漱溟关系的论析，拓宽了陶行知的研究范围，提出了陶行知研究的新课题。

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美的陶行知研究出现了新的动向，以往美国学者在这一领域一枝独秀的局面开始被打破，越来越多西方国家的学者对陶行知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陶行知研究日趋国际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