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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研究在海外选103（第2页）

就在朱文提交校方的几年后，知名学者、哈佛大学的孔斐力（PhilipA.Kuhn）教授也在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1959年出版的《中国论文》第13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陶行知，一位教育改革家，1891—1946年》的专题论文，介绍了陶行知其人其说，辨析了陶行知与杜威以及进步主义教育的关系，并提出了晓庄是陶行知事业上的巅峰的论断。

该文所提出的若干论点后为不少学者所赞同，并作了进一步发挥。

1966年，朱宕潜将其博士论文以《新兴国家的教育型：陶行知在中国的工作，1917—1946》为题，由台湾台南高昌印刷公司正式出版。

在该书的正文前面，有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荣誉教授克拉伦斯·林顿（）所作的一篇序言。

林顿在序言中称陶行知是“近代中国最伟大的教育改革家之一”

，认为他所置身的那个时代——20世纪上半叶——中国所面临的教育问题与今天其他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教育问题在许多方面有相似之处。

因此，他的教育理论和实践对于今天这些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改革和发展来说，富有借鉴意义。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欧美陶行知研究的发展速度明显加快了。

突出表现为越往后研究成果或出版的间隔时间越短。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陶行知研究在欧美学术界日益受到重视。

1970年，陶行知被作为一重要条目收入在国际学术界影响极大的《民国名人传记辞典》（BiographicalDiaryofRepublia）第3册，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

该辞典主编包华德（HowardL.Boorman）曾于1947—1950年和1951—1954年先后在美国设于北京、香港的外事机构任中文秘书。

这部大型传记辞典是1955年包华德提出建议，由福特基金会提供经费，在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主持下编写的。

它收入我国辛亥革命以后各方面有名人物的传记595篇，约140万字。

除主编包华德外，参加编辑工作的先后有15人。

不少传记除根据文献资料外，还采用了一些当事人或知情人的口述资料。

在“陶行知”

条目中，撰者称陶行知是“教育理论家、改革家”

，认为“他的理论依据杜威和王阳明的思想”

。

他在金陵大学读书期间接受了王阳明的哲学观点和教育理论，在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代又潜心研究了杜威的实用主义。

“他从王阳明的学说中认识到真知必然具有实际效果，而知和行则是一致的。

从杜威那里他获得了真理进化的学说，以及人类一切形式的活动都是解决问题的工具的观念，他又从杜威那里懂得了民主是伦理价值的初始源泉。”

陶行知抱着这些观念，开始了他改造中国教育的伟大实践。

上述关于陶行知与杜威理论、与王阳明学说相互关系的分析，以后常被研究者作为权威性观点加以引述。

1974年，蒙特·霍约克学院的巴雷·基南（Barry）教授在他那篇著名的论文《中华民国早期的教育改革与政治》（载《亚洲研究杂志》第33卷，1974年2月）中，对杜威以及美国进步主义教育在中国的命运作了简洁而精彩的论述。

他的论文《陶行知与教育改革》比较系统地阐述了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与非正式教育实验运动，巴雷·基南认为，在这个过程中陶行知努力克服中国教育西方化的倾向，通过自己创造出来的教育理念才能真正促进中国教育的进步。

他引用了陶行知的原话来阐述这一道理，“我曾下了一个决心，凡是为外国教育制度拉东洋车的文字一概删除不留，所留下的都是我所体验出来的。”

陶行知正是本着这样的宗旨，力求走出一条具有本民族和本国特色的教育发展之路。

《郭秉文、蒋梦麟、陶行知与新教育改革运动》是他的又一篇论文，他将中国现代教育改革的亲身实践者陶行知，与几乎同期留美的郭秉文、蒋梦麟作了比较研究，曾分别任北京大学和东南大学校长的蒋梦麟、郭秉文尽管曾活跃于政界，也力图照搬杜威的教育模式，但相继都陷入困境、宣告失败，而陶行知却与他们走了不同的道路，他步入向来不被人重视的中国贫穷落后的农村，“他在乡村建设教育实践中，对杜威的教育原则作了大幅度的修改”

，为中国这个农业大国的教育发展找到了一条某种程度上具有一定可行性的发展道路。

后来巴雷·基南在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写成一本专著《杜威实验在中国：民国早期的教育改革与政治势力》，由哈佛大学出版社于1977年出版，书中描写中国新教育改革运动领袖们的主张和活动，揭示了他们在各种政治势力的夹缝中从事文化改革时所必然遭遇的悲剧性结局。

在研究陶行知的欧美学者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誉的著名历史学家、美国现代中国学奠基者、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JohnKingFairbank）。

费正清上世纪30年代曾在北京学习中国语言、历史和文学，并在清华大学讲授历史课。

后自1936年至1977年在哈佛大学讲授中国历史，培养了大批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

成为美国现代中国学的鼻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