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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研究在海外选1（第6页）

此外，本章还探讨了生活教育理论以及“小先生”

运动与解放区教育的关系。

第三章“陶行知与日本”

，介绍了陶行知30年代初流亡日本的过程、日本教育界对陶行知的认识和宣传以及围绕陶行知的日中两国民间教育运动的交流情况。

第四章是文献部分，介绍了陶行知的10篇教育论文等有关研究资料。

概括起来，斋藤秋男的研究思路是：以陶行知教育理论和实践为研究中心，以三个相互关联的研究课题为主攻方向，以“民族土壤的回归”

为核心命题，将陶行知视为“杜威的学生”

，把他的思想发展作为“跟老师杜威的学说、理论的格斗过程”

来把握，认为在陶行知的思想里，杜威理论的接受与克服不是毫无媒介地直接相连起来的，而是以“民族土壤”

这种中国性质的东西为媒介相连起来的。

换句话说，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发展过程，也就是“内在地克服杜威理论的过程”

。

可以看出，斋藤秋男的陶行知研究思路新颖，见解独特，具有比较浓厚的理论色彩，确已形成一个“斋藤模式”

。

尤为令人钦佩的是，他并非为研究而研究，而是始终以重建战后日本新教育为旨归，这就对从大正时代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只停留在全面接受杜威理论还是完全否定它的程度上，并没有在日本的“民族土壤”

里克服杜威理论的日本教育界，提出了尖锐的问题。

因此，无论是从理论上看，还是从现实上看，斋藤秋男的陶行知研究都是颇有意义的，代表着这一时期日本陶行知研究的最高水平。

在此期间，除了斋藤秋男之外，比较著名的陶行知研究者还有新岛淳良、市川博等人。

新岛淳良是中国研究所研究员，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和毛泽东思想研究的专家。

曾出版《毛泽东的哲学》《毛泽东的思想》《我的毛泽东研究》和《历史中的毛泽东》等多种论著。

在日本学术界乃至国际学术界，都享有盛名。

有意思的是，这位毛泽东研究专家，也对陶行知颇感兴趣，与斋藤秋男合著《中国现代教育史》（国土社，1962年版），又为《世界大百科事典》（平凡社，1975年版）撰写“陶行知”

辞条，对陶行知及其教育理论与实践评价很高。

市川博系横滨国立大学教授，中国现代教育史专家，曾与斋藤秋男合著《中国教育史》（讲谈社，1975年版）。

他在该书“特殊研究一——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导入期的公民教育观”

中撰有“中国实用主义者的自我批判”

一节，专门探讨了陶行知、胡适和舒新城三人的教育思想和实践，称陶是20世纪20年代“新教育运动有力的推进者”

。

上述几位学者，尽管研究重点不同，观点不尽一致，但都推动了日本陶行知研究向纵深拓展。

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是第三阶段。

这一时期的日本社会与战后那种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情形相比，显然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

在这方面，日本教育界仍然面临着不少问题，其中最为突出者，一是日本政府围绕《日本国宪法》《教育基本法》，加强右倾化，准备复活军国主义的问题。

战前、战中的日本教育界赞扬日本军国主义发动战争。

教师们把学生培养成许多战士，使他们愿意参加这次战争。

战后日本教育界在深刻反思这次战争的基础上，许多教师从亲身经历出发，决心以后绝对不再为侵略战争培养战士。

但政府却不愿意教师给学生讲过去的历史事实，教师们在教学实践上受到限制和压力。

因此，怎么去阻止军国主义者的复活，是目前日本教育界的一个问题。

二是日本教育界内正在造成的比较严重的人的异化问题。

日本的升学竞争比较厉害，同时社会上又有学校暴力、家庭内暴力、自杀等情况出现，而且还相当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