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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研究在海外选1（第7页）

学生们的心理状态，一般来说很不稳定，即使所谓的好学生，也会由很小的原因突然挑起暴力冲突。

面临着这些情况，怎样在理论上提出解决办法，以保证学生的全面发展，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三是日本青少年的世界观非常狭隘的问题。

他们愿意关心自己和周围的利害问题，但对于有关政治、经济问题，即使是日本国内的，也漠不关心，更不用说世界的问题了。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教育学在理论上研究日本国民对世界的发展应该有什么贡献，应该培养什么样的国民，这也是一个大问题。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日本学者期冀从陶行知的教育理论和实践中寻求启示，从而进一步推动了日本学术界陶行知研究的开展，使之进入深化期。

在此期间，一批优秀的中青年研究者脱颖而出，崭露头角。

牧野笃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

毕业于名古屋大学的牧野笃博士，曾任日本国民教育研究研究员，现任名古屋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他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研究陶行知，迄今已有20多年。

1985年曾来我国南京大学从事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

像绝大多数新一代学者那样，他具有开阔的学术视野，全新的知识结构，并能娴熟地运用中文交谈和写作。

凭籍这些有利条件，他试图在前辈学者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和发展。

他是第一个对“斋藤模式”

提出异议的人。

在他看来，斋藤秋男分析陶行知教育思想发展过程的理论框架基本上是有效的，因为，陶行知留学美国，师事杜威，深受杜威理论的熏陶，而且自美返国后他的思想发展确实是克服杜威理论的过程。

但将陶行知视为“杜威的学生”

并以此作为陶行知教育思想发展的起点，却是值得推敲的。

其实，斋藤秋男所论述的只是杜威理论对于中国教育的有效性，而不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主体性。

在“斋藤模式”

里，陶行知接受杜威理论的必然性不是分析的对象，而是研究的前提条件。

正因如此，斋藤秋男忽略了贯穿所谓“改良主义者”

和“革命民主主义者”

双方的陶行知的一贯态度和立场。

换言之，他忽略了贯穿陶行知接受杜威理论之前与之后的，陶克服杜威理论界限的必然契机。

因此，他不得不说陶行知克服杜威理论尽管是必要的，但不是必然的。

这一点正是“斋藤模式”

的不足之处。

牧野笃认为，陶行知不是回归到“民族土壤”

里去，“民族土壤”

始终在陶行知内部。

陶接受杜威理论，辞退官职，深入人民大众的生活里，克服杜威理论，对于民族解放斗争起了积极的作用，形成了民族解放的教育思想。

这一过程不是一次又一次偶然的过程，而是由陶行知跟自己内部的“民族土壤”

交感而造成的必然的过程。

这个必然正是使陶行知与当时其他教育家区别开来，使陶行知成为其自身的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