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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研究在海外选1（第5页）

肖三称陶行知是“政治的抒情诗人”

，斋藤秋男非常欣赏这个提法，曾在《东洋文化》1954年11月号上发表过一篇题为《陶行知——中国的政治抒情诗人》的文章。

1966年春到1966年夏，他大体完成了这部书的构思，并反复阅读《行知诗歌集》，写些片断性的札记。

1967年夏，开始集中精力起稿，仿效日本评论家高杉一郎的《盲诗人爱罗先珂》的写法，终于写出这部《陶行知评传》，并把“政治的抒情诗人”

作为该书的副标题。

全书共分十章，从与陶行知“邂逅”

（实际上他从未见过陶，只是在报上认识陶）写到陶逝世为止。

写作方式上别具一格，每章都引用陶行知的诗篇来阐述主题思想。

书中较为详细地叙述了陶行知的生平及其教育实践和学说，介绍了东京池袋“儿童之村”

小学与陶领导的山海工学团之间的友好交流，描写了陶行知与家人的骨肉深情。

斋藤秋男认为，陶行知在他的30年教育实践中，善于从中国的国情出发，遵循“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

的辩证法则，在批判继承中外优秀教育遗产（特别是杜威教育学说）的基础上，总结和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为中国所用的教育思想。

这无疑是值得日本教育界借鉴的。

尤其是他深入人民大众生活之中，并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为实现民族的独立、平等和自由，提倡民主教育，以教育改革配合政治斗争，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值得战后日本每一个知识分子特别是教育工作者学习。

在完成课题三的研究之后，斋藤秋男便全力以赴投入对课题一和课题二的探讨。

1979年秋，斋藤秋男应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邀请，来华3个月，专门考察陶行知教育事业和教育思想，重点是他的教育思想对解放区的影响和他的教育事业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问题。

在华期间，斋藤秋男到北京、合肥、歙县、南京、上海、重庆等地参观、调查和座谈，并阅读了《乡村教师》《生活教育》等许多珍贵资料，对陶行知有了更具体的了解，丰富了感性认识。

在此基础上，斋藤秋男开始撰写其第四部专著。

历经三度春秋，终于写成《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形成》。

这部书比较深入系统地论述了陶行知的生平及其教育理论，是集其多年研究成果之大成的力作。

全书共分四章。

第一章“陶行知的生涯”

，作为全书的背景部分，概述了陶行知的生平事迹，并附带提及了当时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解放区和蒋管区人民斗争的重要史实和历史人物，以便于读者更加清楚地了解陶行知以及当时的人民解放斗争。

第二章“‘生活教育’理论形成的过程”

，是全书的重点所在。

如前所述，斋藤秋男早在《民族解放的教育》一书中，就把阐明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形成、发展及其对解放区教育事业的影响，作为今后研究课题之一提了出来。

在本章中，斋藤秋男对此课题作了更为深入系统的论述。

他阐述了陶行知把王阳明“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的唯心论改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

的唯物论，并认为陶行知由原来服膺王阳明的学说而取名“知行”

改为“行知”

的过程，表明了陶行知思想已产生重大转变。

他还论述了陶行知把杜威的“教育即生活”

“学校即社会”

的理论改为“生活即教育”

“社会即学校”

的理论的过程，提出了陶行知回归“民族土壤”

这一颇有理论深度的命题，认为陶虽是杜威的学生，但对杜威的理论不是全盘照搬，而是以回归“民族土壤”

的愿望为媒介来接受和克服杜威的理论的。

陶回国后，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把杜威的理论改造成适合于中国的新学说，创立了独具特色原生活教育理论，学生超过了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