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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研究在海外选1（第4页）

后专攻教育学，尤以中国教育史研究见长，是日本著名的老一代教育史学家，先后出版过《中国的近代教育》《新中国的教育建设》《中国现代教育史》《中国教育史》等著作。

早在1945年“八一五”

日本侵华战争结束时，他和另外几个日本军人一起，在湖南省洞庭湖附近农村“就地解散”

，经过岳州到汉口，在汉口某书店里偶然看到中国民主同盟在重庆发行的机关刊物《民主星期刊》，读到陶行知为实现儿童解放和民主政治而写的富有特色的诗篇和讽刺时政的文章，深为陶行知那种斗争精神和相信群众的精神所感动。

从那时起，他就开始研究陶行知。

60多年来，无论中日两国的政治风云如何变幻莫测，无论陶行知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声名是毁是誉，无论自己的教学、科研和社会活动多么繁重，他都始终如一、坚持不懈地研究陶行知，表现出顽强的毅力和精神，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出版和发表了《新中国教师之父——陶行知》（1951年，刀江书院）、《民族解放的教育》（编译）（1961年，明治图书出版公司）、《陶行知评传》（1968年，劲草书房）、《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形成》（1983年，明治图书出版公司）四部专著以及许多专题论文，博得国际学术界和中日两国人民的好评。

下面，重点介绍斋藤秋男教授这四部专著的有关情况。

从1946年7月陶行知逝世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止，中国陆续发表了一批有关陶行知的文章，介绍他的生平事迹和教育事业。

《人民教育》杂志第4期（1950年8月号）的社论，特别是该社论引用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写的悼词，给当时的斋藤秋男以很大启发，由此认识到，陶行知生前虽然没有到过解放区，但是他的教育思想曾经给予解放区的教师以很大的影响。

而且，在他逝世后，中国教育界的进步人士纷纷表示要继承陶行知的精神。

同时，斋藤秋男还考虑到，战后的日本教育界，进步教师正在热切盼望实行一种符合日本民族特点的民主教育，故极有必要把陶行知推行的民主教育介绍给他们。

特别是在战后日本的学校教育，浸透着美国教育家杜威的教育理论。

可是在中国，陶行知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早已把杜威的教育理论加以改造，使之中国化了。

陶行知的这一实践，对日本的教师肯定会有帮助。

于是他就收集有关资料，撰写了题为《新中国教师之父——陶行知》的专著。

在这本书里，斋藤秋男把对陶行知的研究与他自己所提出的问题，即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和一个教师应有的人生态度是什么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他后来在谈及这本书时曾说：“第一本书反映并刻画了我跟朋友和长辈们一起亲自经历过的日本‘战后’。

因此，这本书对笔者来讲是一个纪念，但是作为陶行知研究未超出习作的范围。”

作者的自谦固然反映出这本书是一部不够成熟的作品，但也表现出作者永不满足、继续追求的精神。

正是以此为起点，作者又编译出版了他的第二本书《民族解放的教育》。

1957年秋，斋藤秋男获得了随北海道和平委员会访华团来华作短期旅行的机会，第一次访问了解放后的新中国。

当时，他在上海得到《陶行知教育论文选编》（方与严编）、《陶行知先生纪念集》（陶行知先生纪念委员会编）等资料。

以后，他又从戴伯韬、严文井、彭飞、毛礼锐等人那里得到有关陶行知评价的一些论文和资料。

这样，依据这些资料，他翻译了陶行知的31篇论文，并附以详细的解说和注释，出版了译著《民族解放的教育》。

该书被收入明治图书出版发行的《世界教育学选集》丛书，主要供专攻教育学的学生阅读。

这套丛书共有60卷，而《民族解放的教育》是唯一有关中国教育家的一本书。

虽然这本《民族解放的教育》只是一部译著，但是斋藤秋男在解说中却明确提出了今后需要深入研究的三个课题：第一，对陶行知从“改良主义者”

转变成“革命民主主义者”

这一发展过程的分析。

包括按照蒋管区与解放区之间的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蒋管区与解放区的分裂和对立等各个历史阶段的时间推移，分析陶行知与师生和朋友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第二，阐明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从晓庄师范时代到他晚年大约20年时间中的发展和停滞，及其对解放区教育事业的影响。

第三，描述陶行知作为“大众诗人”

的一面。

这三个课题的提出，反映出斋藤秋男此时对陶行知研究认识的深化，显示出他已力图从整体上去把握和理解陶行知，这就为他下一步的研究确定了主攻方向。

事实上，斋藤秋男后来的所有研究大致上就是围绕着这样三个课题而展开的。

基于上述认识，斋藤秋男首先把课题三作为突破口，撰写研究陶行知的第三部专著，描述陶行知作为“大众诗人”

的一面。

斋藤秋男很早就读过《行知诗歌集》（郭沫若编校，1947年版），以后又读了肖三的《中国的大众诗人——陶行知》一文（《人物与纪念》，1951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