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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研究在海外选1（第3页）

敏锐的日本新闻界很快便发现了这一点。

他们分析了中国现存的各派抗战力量，将陶行知视为抗日人民战线派的主要领袖之一。

村田孜郎在一篇题为《抗日中国的背景》的文章中，首先介绍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指出“这声明书就是中国人民战线派的领袖章乃器（原浙江实业银行副经理）、沈钧儒（上海律师公会会长）、陶行知（国难教育社代表）、邹韬奋（生活日报社经理）四个人在民国二十五年七月十五日联名签署的。

它给了中国各个方面很大的影响和冲击。

它是了解人民战线派的主张和政策，具有丰富参考价值的文献。”

文中还介绍说：“国难教育社——以教育界的泰斗、理论方面的领袖陶行知为代表的组织，其目的在于实施国难教育方案和完成民族解放斗争的任务。

目前，在有组织、有理论地进行抗日宣传，并发行其机关刊物《国难教育》周刊。”

另一位记者中保与作的文章《抗日人民战线派的背后》也作了类似的分析和介绍。

他在介绍了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史良、宋庆龄等人后，说另外还有很多重要人物，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就是国难教育社的陶行知”

。

“陶行知是中华教育界的泰斗。

他领导的国难教育社是站在‘我们除了流血以外没有获得民族自由的方法’这种立场上，‘教育大众团结起来，解决困难，并且教知识分子去给广大民众传播关于民族危机的知识’，以‘争取中华民族的自由平等，保卫中华民国完整的领土和完整的主权为宗旨’的。

此外，陶行知一边创办《生活教育》杂志半月刊，一边创办‘儿童工学团’，教育卖报儿童。”

由于日本新闻界对于陶行知有关情况的报道，使陶行知的名字开始为日本教育界之外更多的民众所知晓。

日本新闻界成为当时教育界之外介绍和宣传陶行知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又一条重要渠道。

此外，日本著名教育家国分一太郎、海后宗臣等人在他们的论著《中国的孩子——以其为主体的文化生活基础》《中国旧秩序下的儿童文化性格》和《近代中国教育的特点》中，也对陶行知的教育理论和实践作了不少评介。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日本这时有两部重要的人物辞典均不约而同地在1940年将陶行知作为重要人物列入。

一部是创元社的《亚洲人名事典》，另一部是由桥川时雄编纂、日本中华法令编译馆出版的《中国文化界人物总鉴》。

这些论著和辞典连同上述文章与报道的发表、出版，使陶行知及其教育理论和实践为当时许多日本人（特别是教师）所共知。

从总体上看，虽然这一时期日本教育界、新闻界乃至出版界对于陶行知及其教育理论和实践作了不少介绍和宣传，但这些文字大多属于一般性的叙述，尚未出现具有理论深度的研究成果，离真正的学术研究相距甚远。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时期是日本陶行知研究的前阶段，或者说准备期。

当然，我们也应看到，没有这一时期日本教育界、新闻界乃至出版界许多有识之士的积极介绍和宣传，为后来的研究工作铺平了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战后日本陶行知研究的迅速发展是不可能的。

20世纪40年代中叶（第二次世界大战束后）至20世纪80年代初是第二阶段。

战后，日本一度处于美军占领之下，美国出于其长远利益的考虑，宣布实行五大改革：解放妇女、工人有团体权、教育自由主义化、废除专制政治和经济民主化。

1947年，正式公布教育基本法，开始实施教育民主化。

但是，什么是教育民主化？为什么要实施教育民主化？如何实施教育民主化？对于这一系列问题，当时日本社会各界的看法是不同的。

一方面，各种反动势力正重新抬头，竭力把教育民主化纳入他们的轨道；另一方面，进步力量也试图把包括战后教育民主化在内的各种民主改革作为日本人民的自主改革来进行，以争取战后日本沿着真正民主的轨道行进。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被誉为“中国民主教育之父”

的陶行知及其教育理论和实践又再次引起日本教育界有关人士的重视。

他们一边继续介绍陶行知的教育理论和实践，一边开始对其作理论研究。

前文述及的户塚廉战后回到家乡静冈县挂川市，户塚廉对早年“儿童之村”

小学、《生活学校》杂志与山海工学团的交流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所以，他在自己发行的《乡土报》和《父母子女报》上，一直坚持向日本读者介绍和宣传陶行知。

与此同时，陶行知研究也在日本学术界正式开展起来，涌现出一批像斋藤秋男、新岛淳良等颇有影响的研究者。

他们大多接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学养丰厚，思想进步，对中国人民素持友好态度，怀抱改造旧教育、重建新日本的理想，又长期在高等院校或研究机构工作，专门研究中国教育问题，故一旦着手陶行知研究，很快就发表和出版了一批研究成果，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关注。

其中，研究时间最早、最长、成果最多的，当推斋藤秋男。

斋藤秋男是日本东京专修大学教授，前中国研究所理事长。

他早年毕业于东洋大学中国哲学文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