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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研究在海外选1（第2页）

普及教育运动》一文，署名“陶行知述，牧泽伊平译”

。

该文是他把陶行知在新加坡《星洲日报》和厦门《华侨日报》上发表的有关文章，在叶维奏、林承志等人的帮助下，翻译成日文的。

此后，他于1939年5月，在《青年教师》杂志上发表了他与当时南京汪伪政权“教育部长”

赵正平的侄子赵如珩关于“小先生”

运动的谈话纪要。

接着，他又在《训导生活》杂志1940年2月号上，撰写了《中国的生活教育运动》一文，介绍陶行知的“工学团”

运动。

1945年夏，这位介绍陶行知教育理论和实践的有识之士，还没有来得及亲眼看见新日本的诞生，就因病溘然长逝了。

然而，先驱者的努力并不是徒劳的。

牧泽伊平关于陶行知的“小先生”

运动的介绍，引起了日本教育界有关人士的高度重视。

著名教育家留冈清男曾就此发表感想说：“我国教育界或者吃腻了德国和美国的教育理论，或者追随着时髦来鲁莽地宣传不知所以然的日本精神。

与其如此，倒不如应该用同程度的关心来注视邻邦中国的动向，应该不惜在教育运动方面相互协力。”

此后，日本教育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解和学习陶行知的教育理论和实践，作为其教育革新运动的借鉴。

与牧泽伊平同时，另一位“儿童之村”

小学教师、《生活学校》杂志的负责人户塚廉也开始向日本人民介绍陶行知的教育理论和实践。

他在1935年1月《生活学校》创刊号上看到牧泽伊平“中华民国的新教育”

一文后，写了一篇颇有感触的“编后记”

，指出“世界新教育运动，的确是应该登载介绍世界新教育联盟及其加盟各国的生气勃勃的活动。

从正在编辑中的岸本先生处我看到了4月份参观儿童之村的中国新教育运动家们主办的杂志，了解到在某些文明国家，该运动的出发点是观念主义、理想主义和精神主义的。

与此相比，陶行知的教育运动却是从整个人民生活的需要来出发的。

我随即向岸本先生要了那篇稿件。

我真希望去看看在中国这个特殊的、被欺虐的国家里先知先觉者是怎样活动的。”

不仅如此，户塚廉等人还积极开展与陶行知领导的山海工学团进行资料交换为主的经验交流。

他们把《生活学校》杂志寄给山海工学团，陶行知也把他撰写的寓言童话《乌鸦》和论著《中国教育改造》回赠给他们。

“儿童之村”

小学与山海工学团还彼此互通书信。

中日战争爆发前夕，由于日本法西斯的镇压和财政困难，“儿童之村”

小学于1936年7月被迫解散。

此后，户塚廉自力坚持发行《生活学校》杂志。

但是，在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之后不久，《生活学校》杂志也于1938年8月被迫停刊了。

两国教育革新者之间的友好交流由此而中断。

这一时期，除了牧泽伊平、户塚廉等人的介绍和宣传外，日本新闻界也对陶行知的有关情况作了报道。

“九一八”

事变，尤其是“七七”

事变后，陶行知的政治倾向越来越明显，坚决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

的政策，支持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的主张，与沈钧儒、邹韬奋等人共同创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以教育改造配合政治救亡，成为战时中国政治舞台上一位重要的社会活动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