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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之子 陶行知选1（第9页）

“五经”

、子曰诗云一变而为声光化电、科学民主。

尤其是在金陵大学这所中西文化汇聚一炉的教会大学里，他有意识地改造和重建自己的知识结构，既刻苦钻研生理学、心理学、医学和数学等自然科学，又努力学习文学、哲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既广泛涉猎近代西方各种哲学、社会政治学说和严复、梁启超、孙中山等先进中国人的论著，又遍览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出入于经史子集之中，尤其是对王学的探讨不遗余力，颇有心得。

上下数千年，纵横数万里，这种初始的飞越时间与空间的心灵历程，显示出陶行知一生的知识取向——横向采纳与纵向汲取齐头并进，两不偏废。

如果说，崇一阶段，中西文化在他那里还只是一种“无意识的交融”

，那么，金大时期，就是一种“有意识的融会”

了。

经过这番中西文化“有意识的融会”

，陶行知的知识结构呈示出鲜明的开放、综合的宏观走向；尽管中国传统文化已成为这个知识结构的重要构成部分，但由于陶行知已跨入了新的时代，进入了世界文化的大系统，获得了一种现代开放意识，因此它不再局限于过去与传统，而是面向世界和时代展露出开放、综合的知识取向。

正是这一在新式学校初步形成的开放的知识结构，不仅使陶行知后来进一步采撷中外文化的精华更为容易，而且也使他日后在创造性构建其思想学说时全然没有支左右绌、捉襟见肘的感觉。

像这样中西文化交融并摄而形成的渊博知识，在曾经就读于教会学校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身上，也同样表现得特别明显。

在南华医校时，孙中山不仅博览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还特地请了一位老师教授中国经史，对中国传统文化下了不少功夫，或许博采中西文化之所长，熔为一炉，而自成体系，这正是孙中山、陶行知一类伟大人物的共性，也是他们成功的契机吧！

如果说，知识结构的重建还只是陶行知主体意识结构表层的变化，那么，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更新就属于其深层的变化。

随着知识结构的重建而来的西方文化参照体系的形成，广泛的世界性视野的拓展，陶行知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也相应地发生了实质性的蜕变。

在未入新式学校之前，作为徽州乡村的一名接受传统教育的好学少年，陶行知当时的人生理想只能是传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

是时代和社会改变了他的命运，也是新式教育促成了他的价值观念的转变。

他开始由尊崇君王到服膺民主共和，由重群体轻个体到协调两者关系，由伦理道德至上到主张义利统一。

他强烈抨击不合理的封建血统论和世袭制，“君主嗣统，只问血胤，鲜问才德”

，王权世袭，等级森严，主张一切权力归于人民。

他高扬个人的价值、个体的独立人格和个性的解放，并努力协调社会与个人的关系，认为它们“实共和主义之两元也”

。

他还公开宣布：“奉天命为归宿，而不敢止于独善”

，表示传统的“独善其身”

“慎独”

的个人修养方式业已过时，处于大变革时代的每个中国人，都有“尽天职之价值”

和“担负进化之大任”

，仅仅满足于“独善其身”

是不行的，还必须“为全群谋福利进化”

。

[23]当然，我们不能说此时陶行知已与传统的价值观念彻底决裂。

思想观念（尤其是价值观念）的转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绝非一朝一夕之事。

但无论如何，他此时毕竟开始走出传统价值观念的思想樊篱。

与此同时，他的思维方式也在悄悄地发生着某种变革，开始从中国传统的偏于直觉顿悟和模糊笼统、忽视实际观察和科学实验、轻视分析和逻辑论证的思维方式，转换为注重逻辑理知、观察实验和严密推理的现代思维方式。

思维方式的更新往往与自然科学的学习和实践有密切关系。

在进入新式学校以前，陶行知没有接触过近代自然科学。

就读崇一学堂后，他对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