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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之子 陶行知选1（第8页）

王学体系可以用“致良知”

三字来概括，主要包括三大理论：“心即理”

论、“知行合一”

论和“万物一体”

论。

王阳明认为，天理存在于人们的心中，心中的天理就是良知，这种良知乃先天具有的是非之心，恻隐之心。

格物就是正心，是一种去恶为善的修心功夫。

致知是放心中固有的良知，并把这种良知推及各种事物上，使各种事物各得其理。

与这种主观唯心主义的认识方法相适应，王阳明在知行关系上提出了“知行合一”

论。

他主张知是致心中固有之知，行是行心中固有之知，知与行在心学的基础上合而为一。

王阳明指出：“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21]“知行功夫本不可离，只为后世学者分作两截用功，失却知行本体，故有合一并进之说。”

[22]“知行合一”

论的实质在于把知、行结合起来，不离行以求知。

王阳明希望通过倡导“知行合一”

，注重道德践履，纠正只知不行或只行不知两种知行脱节的弊端，力促人们实现真正的道德完成，以拯救明代中叶日益衰败的封建社会危机。

王阳明的学说，注重知行统一，重视道德践履，颂扬百折不回、进取奋击的坚强意志，强调“心力”

，突出自我，具有反教条、反权威的积极意义。

它适应了社会转折时期人们高扬主体意识，实现自我解放，蔑视正统权威，砥砺战斗意志，完善个体人格，统一理论实践的需要，往往成为后世人们冲破思想束缚、解放思想、发展个性的有力武器。

19世纪末20世纪初，王学受到了新一代思想家们的普遍重视。

从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到宋教仁、陈天华等革命党人，直至后来的毛泽东、郭沫若等，都极为推崇王学，视之为个人道德修持的工具和改造中国社会的利器。

王阳明的学说，对于金大求学时期的青年陶行知，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

陶行知从完善个体人格与寻求救国之道的双重需要出发，认真学习和研究王阳明的学说，并为之倾倒，信仰知行合一的理论。

为此，1911年，他将自己的原名文濬，改名为“知行”

。

1934年，再改为“行知”

，直至1946年遽然去世。

尽管他1927年以后不再赞同王阳明“知先行后”

的主张，提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

的理论，但知行问题始终是他关心和努力解决的问题，在他一生的道路与事业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

金大求学经历对于陶行知的影响，除了体现在其哲学观点和政治思想方面，还体现在其知识结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个性心理特征、行为模式和人格风范等方面。

凡是与陶行知直接接触过、交谈过或阅读过他的作品的人都会发现他学识渊博，涵养丰厚，具有学贯中西的大家风范。

而这，首先是在新式学校开其肇端的。

陶行知幼年从父亲以及别的教师那里接受中国式的启蒙教育，饱经中国传统文化的熏染，特别是深受尊奉理学、注重经世的“徽州文化”

的影响，因而其知识结构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厚实根底。

进入崇一学堂之后，他又接受了近代新式教育，学习西方文化科学知识，由“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