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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之子 陶行知选1（第7页）

民苟愚劣，社会绝对不能兴盛。

社会欲求兴盛，必负改良个人之责。”

所以，共和主义“以博爱为社会组织之大本，而以兄弟视其分子”

。

“个人为社会而生，社会为个人而立，实共和主义之两元也。”

表明了他试图以社会为基点，将个人与社会两方面协调起来，不致有所偏废。

在政治观上，他赞同美国总统林肯著名的“三民”

原则：“政府者，人民之政府，人民自治以谋人民之福利”

，称之为“实共和政治之圭臬焉”

，并进一步将其具体化为三点内容：其一，“共和政治图谋国民全体之福利”

，给予人民以言论、著述、集会的自由。

对于人民的各种建议，“择良而要者施行之”

；其二，“共和政治重视共和目的、共同责任”

，所以，“共和政治不特有透达既往目的之能力，且有发生将来目的为进步之母”

；其三，“共和政治能得最良之领袖”

，共和主义承认人民为主权，不是主张无首领，而是主张好首领。

“共和首领由民举，必其人能亲民，新民，恤民，然后民乃推戴之。

即有大奸巨猾，以媚民手段，占窃神器，然朝违民意，夕可弹劾也。”

在实施共和主义的途径上，他反对“不问国情”

，照抄西方模式，主张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确定实施共和主义的途径。

他把中国的具体国情归纳为四点，“国民程度不足”

，出现“伪领袖”

，“党祸”

丛生，存在“多数之横暴”

的可能。

有鉴于此，他提出四条实施途径：发展教育，便利交通，依靠人文进化，维持一定秩序。

尤其难得的是，他此时已对教育的社会功能有了深刻认识，“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党见，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

教育良，则伪领袖不期消而消，真领袖不期出而出。

而多数之横暴，亦消于无形。

况自由平等，恃民胞而立，恃正名而明。

同心同德，必养成于教育；真义微言，必昌大于教育。”

因此，“教育是建设共和最要之手续，舍教育则共和之险不可避，共和之国不可建，即建亦必终归于劣败。”

[20]可以说，陶行知后来献身于教育事业，就是以此时对教育功能的深刻认识为思想基础的。

哲学上开始信从王阳明“知行合一”

理论，是陶行知在金大求学期间思想方面的又一重要收获。

进入金大不久，陶行知在该校F.G.亨克（FredericlGoodrike）教授的悉心指导下，开始研究起明代大哲学家、教育家王阳明的学说。

王阳明的学说产生于16世纪初叶，作为理学内部与朱熹学说相对立的异军，曾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里占据中心位置达百余年时间，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