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梦小说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开拓与创建 陶行知与中国现代文化选1（第8页）

（5）在对上述方面的具体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综合考察，达到对生活教育理论的总体把握。

采用系统方法研究生活教育理论，有助于我们克服以往只重部分研究、忽视整体考察的倾向，摒弃“分割研究”

的作法，使我们更好地从整体上把握生活教育理论的性质、特征、内容、结构和功能，认识其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再如，既然生活教育理论是一种具有某种结构的理论系统，那么，我们不妨用结构方法对之进行分析。

结构方法有一个基本思想，即“关系在方法上要比因素占首要地位”

，强调“关系”

在系统中起决定作用。

这一点提醒我们，在生活教育理论中，占首要地位的，并非“生活即教育”

“社会即学校”

“教学做合一”

这三个单独存在的“因素”

，而是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

我们不能把三者孤立地分开来认识，而应将之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它才具有三者孤立分开时所没有的整体意义。

这三大“因素”

应如此，其他更小的“因素”

，如具体教育思想（包括幼儿教育、师范教育、职业教育、社会教育等）和具体教育作法（包括小先生制、工学团等）也应如此。

只有将它们放到生活教育理论的系统中，考察它们与生活教育理论的“关系”

，我们才能真正把握其各自的独特内涵和整体上的全新意义。

此外，我们还可借鉴文化学方法，从世界文化发展的总潮流、总趋势中，从中西文化大撞击、大融合中，考察陶行知出现和思想形成的社会土壤、时代环境和文化背景，弄清这些方面对他及其思想的影响，探讨陶行知及其思想中的文化心理内涵，揭示他的本质特征、精神内涵及其对于现代中国文化教育的深刻影响。

过去我们极少从文化的角度去研究陶行知，主要是从政治的角度去分析陶行知。

从这一角度分析陶行知是必要的，但又是不够的。

长期以来，陶行知研究的基本“范式”

是一种政治泛化的“范式”

。

其特点是：一是把政治参考系作为唯一的参考系；二是把政治标准作为评判教育的主要标准甚至是唯一的标准；三是以政治史的分期来代替教育史的分期。

在这种“范式”

的指导下，我们往往侧重从政治角度对陶行知道路作政治定性的分析，即说明陶行知从进化论者向阶级论者的转变，从非马克思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从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

这种分析是符合陶行知思想发展的实际的，但仅仅停留在政治分析，甚至以此代替文化分析，就易出现一些问题。

例如，把陶行知早期的思想判定为非马克思主义性质，就难以真正认识这个时期陶行知反封建的民主、科学思想的巨大意义。

如果今后我们更加自觉地从文化的角度去认识、去思考，将陶行知研究的重心转移到陶行知的教育理论与实践上去，我们一定会有许多新收获。

当然，像人格心理分析方法、精神分析方法、符号学方法、解释学方法和接受学方法等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也都可以根据需要，灵活地运用到陶行知研究中去，以开阔眼界，活跃思想，提高陶行知研究的水平。

最后谈第三个层次——陶行知研究的程序。

这个问题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什么，实际上却很重要。

过去不少研究者因忽略了这一点而屡屡失足。

陶行知研究的程序应如何才比较科学？我考虑是否可分这样三个步骤：首先是事实认识，其次是因果分析，最后为价值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