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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拓与创建 陶行知与中国现代文化选1（第7页）

按照我的初步设想，这个方法论体系是以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作指导的，由多角度、多层次、相互联系并互为补充的立体网络结构。

大致说来，它由下面三个层次组成：一是方法论，居最高层次；二是具体方法，属中间层次；三是研究程序，为最低层次。

这三者相互独立又相互依存，相互渗透又相互制约，有机地构成一个方法论体系。

方法论离不开具体方法和研究程序的运用，而具体方法和研究程序又有赖于方法论的指导。

相辅相成，不可或缺。

先说第一层次。

陶行知研究的方法论，即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这是陶行知研究的指导思想和根本方法。

这一方法论的基本观点是：第一，从事实出发，把问题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中加以考察，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第二，全面地综合看待认识对象，把握和探讨事物的各个方面、各种联系的各个“中介”

；第三，在事物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进行观察和研究；第四，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概括而言，即历史的观点、全面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和实践的观点。

该方法论本身又包含有若干具体方法，如经济决定方法、阶级分析方法等。

这一方法论对具体方法和研究程序起指导、定向的作用。

次说第二个层次。

陶行知研究的具体方法是不少的。

我们应该注意的是，正确处理原有方法与新增方法之间的关系。

历史方法、经验方法和比较方法是我们过去常用的具体方法。

这些具体方法迄今并未过时，仍然大有用武之地。

运用得当，将对陶行知研究作出新的贡献。

且以比较方法为例，以往我们对之理解和运用都有不少问题。

就陶行知与中国教育家的比较而言，只重视了陶行知与王阳明、胡适的比较研究，却忽略了陶行知与孔子、墨子、颜元、蔡元培、晏阳初、陈鹤琴等人的比较研究；就陶行知与外国教育家的比较而言，只重视了陶行知与杜威的比较研究，却忽略了陶行知与裴斯泰洛齐、孟禄、克伯屈等人的比较研究。

如果今后我们注意运用比较方法，对此多作一点研究，一定可以加深我们对陶行知与中外文化关系的认识。

话又说回来，仅仅凭借原有方法研究陶行知，仍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必须根据研究的需要，大胆地借鉴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如发生学方法、系统方法、结构方法、文化学方法、心理学方法、解释学方法等，以弥补原有方法之不足。

比如，在研究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发生过程时，不妨尝试一下发生学方法。

发生学方法主张从多方面、多角度对研究对象的生长点进行动态的、实验的综合研究。

据此，我们可从社会土壤、时代环境、文化背景和理论来源诸方面，对生活教育理论的生长点作动态地考察，以弄清其起源和发展的具体过程。

又如，我们可以借鉴系统方法对生活教育理论作新的认识。

这里所说的系统方法，是从系统观点出发，把对象放在系统的形式中，从系统与要素、要素与要素、系统与环境之间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关系中，综合地考察对象、处理问题的一种方法。

[6]依据这一方法，我们可从以下五方面对生活教育理论展开分析：（1）以生活教育理论的整体性作为研究工作的基本出发点。

（2）对构成生活教育理论的诸要素（或子系统）作具体分析。

从现代系统论的观点来看生活教育理论可被视为一个包括诸多要素（或子系统）的大系统，它由“生活即教育”

（本体论）“社会即学校”

（领域论）和“教学做合一”

（方法论）这三大要素（或子系统）构成。

这三者各具其结构和功能，在这三者之下还有更多、更小的要素（或子系统）。

（3）探讨生活教育理论（系统）与现代中国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认识前者对后者的适应性。

（4）弄清楚生活教育理论与中国传统教育以及与西方教育理论的关系，揭示其发展变化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