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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拓与创建 陶行知与中国现代文化选1（第9页）

所谓事实认识，即弄清陶行知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基本历史事实，尽可能恢复其本来面目。

它所要解决的，乃“是什么”

的问题。

所谓价值评价，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标准，对陶行知教育理论和实践在现代中国历史（特别是文化教育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作出符合事实的评价。

它所要解决的，乃“应如何（看）”

的问题。

上述三个步骤，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具有某种内在的逻辑顺序。

离开了事实认识，我们无法作因果分析；而离开了这二者，我们又不能作出正确的价值评价。

由此观之，这三个步骤实际上正是遵循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原理，由表象到本质，由具体到抽象，由低级到高级。

结合陶行知研究的现状来看，至今我们不少同志因忽略了这一点而常常漏洞百出。

这些同志由于尚未弄清楚陶行知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基本事实及其因果关系，就轻率地对之作出价值评价，结果不是过分地抬高了陶行知，就是过分地贬低了陶行知。

究其根源，除了方法论和具体方法上的失误之外，也与忽略了研究程序中的这三个步骤有关。

在过去的陶行知研究中，研究者主要是从政治和教育的角度去考察陶行知其人其说的。

从这两个角度去分析陶行知其人其说是必要的，但又是不够的。

说它是“必要的”

，是因为这两者确实是陶行知一生活动的主要领域。

缺少这两个角度的考察，陶行知一生活动的主要方面就无法反映出来。

说它是“不够的”

，是因为从这两个角度去认识陶行知，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很难使人整个把握陶行知其人其说的全部历史内涵。

只有从文化的角度，把陶行知作为近现代中国的一位文化巨人来认识，才有可能真正提示出这一点。

为此，我们可以也必须转换研究视角。

从文化的角度来考察陶行知，即从中国文化的深厚背景中，从世界文化发展的总潮流、总趋势中，从中西文化大撞击、大融合中，考察陶行知其人其说出现的社会土壤、时代环境和文化背景，弄清这些方面对陶行知其人其说的影响，探讨陶行知其人其说的文化心理内涵，提示其本质特征、精神内涵及其对于中国近现代文化教育的深刻影响。

这种研究视角的转换，或许将使陶行知及其学说的研究另辟蹊径，充满新的活力。

文化研究的方法很多，常用的有历史方法、结构方法、比较方法、经验方法、动态方法、系统方法、结构方法、计量方法、解释学方法、心理方法等，从文化学视角研究陶行知主要采用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和动态研究法。

所谓历史研究法，就是指通过分析史料，真实地再现陶行知在中西不同文化环境下成长历程和内在特质，并生动再现陶行知在思想、制度和实践方面为中国现代文化事业所做出的贡献。

所谓比较的方法，就是通过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来深入挖掘陶行知思想形成过程中来自不同文化因子的影响，同时也通过将陶行知与同期具有相同经历的教育家进行比较，从中找出陶行知的非凡与独特之处。

所谓动态的研究法，即将陶行知置身于中西文化发展历程之中，运用动态的眼光来分析与思考陶行知现代文化观的形成过程，在不同时期对现代中国文化事业所付出的努力以及作出的贡献。

本书着重从文化背景、文化经历、文化实践、文化思想、文化贡献和文化影响等方面去研究陶行知：文化背景主要探究家世的文化背景、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西方现代文化的洗礼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等方面，去追溯与探寻影响陶行知思想的深层次文化根源。

从家族崇尚文化的风尚与传统来寻找家学对陶行知的影响，以及探寻家世良好文化习俗对其不断接纳中西文化和创造教育理念的内在动因；从陶行知在求学历程中所接触到的中国传统文化、西方现代文化、基督教文化等以及对其教育理念形成的影响，去追溯文化环境对一个教育家成长的深层次影响；从陶行知参与和主持的各种文化教育实践，诸如文学创作、语言表述、戏剧表演、诗歌创作、科学普及、新闻出版的亲身实践，实质上就是其对文化所作的亲身践履与再生创新；还从陶行知对文化的看法与观照，来展示其具有独特风格的文化思想体系，同时通过纵向追踪来研究陶行知对文化的贡献及其文化思想对后来新中国文化建设所产生的积极影响，以此来体现作为近现代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和20世纪综合的文化伟人对中国乃至世界文化教育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和所产生的积极影响。

[1]原载《开拓与创建：陶行知与中国现代文化》，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

[2]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55页。

[3]《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03页。

[4]《为反对中学男女同学的进言》，载《陶行知全集》第一卷，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300页。

[5]《人物》丛刊，1980年第4辑。

[6]张卓民、康荣平：《系统方法》，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