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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拓与创建 陶行知与中国现代文化选1（第6页）

再次，它与某些同志的研究态度不纯有关。

有些同志从事陶行知研究，不是为了创造性地发展和运用陶行知的学说，以推动我国的教育改革，而是为了赶时髦，出风头，发文章，对陶行知抱着“生意眼”

的实用主义态度。

“形势”

需要什么，就“研究”

什么；哪类文章易发，就写什么。

以这种态度从事陶行知研究，怎会不跌入庸俗社会学方法论的泥淖？

最后，也是极为重要的一点，它与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文化心理和学术传统有关。

从远古时代起，人们开始形成了偶像崇拜的观念，进入封建社会之后，特别是自高度中央集权的秦汉时期始，一元的偶像（“圣人”

）取代了原先多元的偶像。

从此，谁被统治者钦定为“圣人”

，谁就能享受独尊至上的地位和荣誉，并不断被神化，他的著作被奉为经典，具有权威性。

人们在“圣人”

面前，五体投地，心悦诚服。

久而久之，积淀而成为“圣人崇拜”

的民族文化心理。

它体现在学术研究中，便是“唯经”

“唯上”

“述而不作”

。

以圣人的头脑代替自己的头脑，非圣人之言不敢言。

即或有所作为，也要说是古有明训，拼命到经书中找依据。

上述若干分析，未必都很准确。

其中，某些现象不仅仅是方法论问题，某些原因也不能完全归结到研究者身上。

笔者提出这些看法，目的在于与大家共同总结经验教训，清除庸俗社会学方法论的影响，使陶行知研究得到健康发展。

二、怎样从文化的视角研究陶行知

陶行知研究是我国人物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具有不可忽视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自从1927年陶行知创办蜚声中外的南京晓庄学校和次年他的第一部重要论著《中国教育改造》出版之后，研究他的文章和著作就接连不断地见诸于世。

半个多世纪以来，特别是近二十年来，经过广大陶行知研究者的共同努力，陶行知研究在理论上和实验上都取得了蔚为可观的成绩，正逐渐发展成一门系统的专门学问——陶行知学。

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目前的陶行知研究并不尽如人意，在思想观念、思维方式、理论视野、研究领域、研究内容以及队伍素质等方面，尚存在着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

其中，方法论问题尤为突出。

从某种意义上说，不解决陶行知研究的方法论问题，陶行知研究很难指望有新的突破。

因方法论问题事关陶行知研究的全局，需要广大陶行知研究者来共同研讨。

这里所谈的，只是个人很不成熟的看法，旨在引起大家对这个问题的重视，推动对它的深入研究。

摒弃了庸俗社会学方法论之后，应该如何研究陶行知呢？这是我们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

我认为，为了开拓陶行知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建立起陶行知研究的方法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