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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拓与创建 陶行知与中国现代文化选1（第5页）

可是情况并不是这样。

有些同志看到中央领导已有结论，那就不必再去劳神了。

于是乎，他们不是把精力放在深入探讨陶行知政治思想的具体发展过程上，而是专在这段话的“十年来”

三个字上做文章。

既然周恩来是说“十年来”

，那么，陶行知的政治思想毫无疑问是从“十年前”

（即1935年）起开始发生质变的，由一个民主主义者逐步成长为一个共产主义者。

还有的同志思路更为奇特，既然中国共产党也是在“十年前”

（1935）的遵义会议上才结束了王明的“左”

倾错误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使党中央的路线转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那么陶行知从“十年前”

开始一直跟着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走，完全合乎情理。

如果在此之前就跟着当时的“左”

倾错误路线走，那反倒糟了。

言下之意，似乎陶行知颇有些先见之明。

在这里，周恩来的这段话被他们作为研究工作的起点，开始了其论证过程，忙乎了半天，又回到了原先的起点上。

其实，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对陶行知的评价，基本上是一种结论性意见，没有作具体的论证。

即使他们的结论是正确的，也并未穷尽对陶行知的认识，还有许多具体的研究工作需要去做。

从他们对陶行知的论述中，我们仅仅了解和熟悉一些结论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应学习和掌握他们所持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改进现有的陶行知研究。

人们在对庸俗社会学方法论在陶行知研究中的种种表现有了初步认识之后，不禁会思索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庸俗社会学方法论能在陶行知研究中如此作祟呢？这里面的情况比较复杂，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楚的。

我想，是不是至少有以下四点：

首先，它与适合于庸俗社会学方法论产生和滋长的政治气候有关。

一切从实际出发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但由于种种原因，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并未被彻底地扫地出门，在某些人（包括我自己在内）的思想深层留有残余，犹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

。

一遇到合适的政治气候，就很容易滋长和蔓延。

其次，它与目前整个陶行知研究的队伍素质有关。

让我们来透视一下这支队伍的基本成分：（1）陶行知的生前友好、历届门生和亲属。

他们是这支队伍的核心力量，没有他们的组织与宣传，不会有今天如此规模的陶行知研究事业。

（2）中央和地方有关部门（主要是教育部门）的各级行政领导，他们是陶行知研究的坚强后盾，没有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所给予的大力支持，陶行知研究难以顺利展开。

（3）各地陶行知研究会的成员，这一部分人数量最多，多为对陶行知怀有敬慕之情的普通教育工作者。

他们是陶行知研究雄厚的群众基础。

（4）部分高等院校（主要是师范院校）、科研机构的理论工作者。

他们人数虽少，但具有较好的理论水平和科研能力，是陶行知学说理论研究的实际承担者。

由此可见，这支队伍与“鲁学”

“红学”

的学者型队伍不一样，来源不一，层次不同。

这虽有其利于扩大声势，推广实验的一面，但也毋庸讳言，其中一部分同志的情感色彩太重、理论水平不高、知识结构陈旧、研究能力较弱，这为庸俗社会学方法论的盛行提供了易于生长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