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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认为“一定”
这样,那就未免太绝对了。
退一步讲,即或陶行知当了教育部长,他又能如何呢?我真怀疑,在新中国成立初对电影《武训传》猛烈批判中,他这个曾经推崇过武训办学精神的人,能够不受牵连、逃脱厄运吗?纵然“批武”
运动侥幸无事,在其后接踵而至的一个又一个政治运动中,他又如何能够顺利过关、安然无恙呢?谁能担保他在某一天不被送上政治斗争的祭坛?说实话,在阶级斗争高唱入云的年头里,陶行知的教育主张再好,也只能被束之高阁。
这绝不是哪一个人的主张与能力的问题,而是当时那种政治路线的必然走向所使然。
撇开了对这一段具体历史过程的考察,再好的假设推理都显得苍白无力。
四曰“添冠加冕”
。
一些好心的同志为了证明陶行知如何伟大,老爱把各种“桂冠”
加在他的头上,似乎不这样做,就不足以证明陶行知的伟大。
有的说他“在国内最早主张并招收女子入大学”
,有的说他是“第一重视科学教育的人”
,有的说他是我国的教育经济学、教育社会学、教育统计学这些新兴教育学科的“创始人”
“奠基者”
,等等。
应该承认,作为一个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的改革精神和创造意识确实是他同一时代众多教育家所难比肩的。
他在教育领域许多方面的革故鼎新,都开一时风气之先。
对于他的这些劳绩,后人自应予以尊重和充分肯定。
问题在于:有些改革的首倡者,并不是陶行知。
就拿素为某些同志所津津乐道的陶行知首招女子入大学一事来说吧,远在陶行知所在的南京高师和蔡元培所在的北京大学相约试行男女同学之前,广州岭南大学和上海大同学院已经招收女生,实行男女同校。
大同学院是1915年开始提倡男女同学的,而南高和北大五年之后才有此举。
陶行知在其《为反对中学男女同学的进言》一文中,对此曾有明确说明:“其实大学男女同学,在中国早已试行。
岭南大学、大同学院当国立大学未行男女同学之先,早已办过了,结果很圆满。”
[4]不知是这些同志没读过这篇文章,还是有意视若不见?如果是前者的话,倒还情有可原。
倘若是后者,这种心态就很值得研究了。
在我看来,是则是,非则非。
陶行知的伟人形象本来就已光彩照人,何必还要多此一举?难道不戴上这些“桂冠”
,陶行知就不伟大了吗?
五曰“循环论证”
。
在陶行知研究中,我们时常看到这样一种现象:或者援引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对陶行知的评价完全正确。
这种在研究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循环论证,导致了研究工作的起点与研究结论的归宿之间的同义反复。
试举一例,周恩来在1946年陶行知去世后给中共中央打电报时说:“十年来,陶先生一直跟着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走,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
[5]周恩来的这一段话,言简意赅,评价允当。
但在陶行知政治思想分期的问题上,也只是一家之言。
研究者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独立研究,或赞同这种观点,或提出与之不同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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