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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的乡村教育运动 思想与实践1（第7页）

我们要在做上教，在做上学。

在做上教的是先生；在做上学的是学生。

从先生对学生的关系说：做便是教；从学生对先生的关系说：做便是学。

先生拿做来教，乃是真教；学生拿做来学，方是实学。

不在做上用功夫，教固不成为教，学也不成为学。

从广义的教育观看，先生与学生并没有严格的区别。”

在次日的寅会上所作的《在劳力上劳心》演讲时又重申：“昨天我讲《教学做合一》的时候，曾经提及‘做是学之中心’，可见做之重要。

那么我们必须明白‘做’是什么，才能明白教学做合一。

盲目盲动是做吗？不是。

胡思乱想是做吗？不是。

只有手到心到才是真正的做。

世界上有四种人：一种是劳心的人；一种是劳力的人；一种是劳心兼劳力的人；一种是在劳力上劳心的人。”

陶行知认为，“劳力而不劳心，则一切动作都是囿于故常，不能开创新的途径，劳心而不劳力则一切思想难免玄之又玄，不能印证于经验。

劳力与劳心分家，则一切进步发明都是不可能了。

所以单单劳力，单单劳心都不能算是真正之做。

真正之做须是在劳力上劳心。”

陶行知说：“在劳力上劳心，是一切发明之母。

事事在劳力上劳心，便可得事物之真理。

人人在劳力上劳心，便可无废人，便可无阶级、征服天然势力，创造大同社会，是立在同一的哲学基础上的。

这个哲学的基础便是‘在劳力上劳心’。”

1928年秋季，陶行知协助浙江省教育厅创立湘湖乡村师范学校，介绍晓庄学生操震球、王琳、程本海等前往主持工作，由操震球任校长，11月10日，陶行知到湘湖师范视察，当晚召开“教学做合一”

讨论会，会上进一步阐明教学做合一的理论与实践。

会上，陶行知还对《“伪知识”

阶级》一文中的观点进一步作了说明。

1929年1月，陶行知在《答朱端琰之问》的一信中，回答了“教学做究竟是什么？效应如何？”

这一问题时说：“现在归纳起来总答复如下：（一）要想得人类全体的经验必须教学做合一方为最有效力；（二）生活教育就是教学做合一；（三）教学做合一不但不忽视所谓精神上的自动，而且因为有了劳力上劳心，脚踏实地的‘做’为他的中心，精神便随‘做’而愈加奋发。”

陶行知于1931年10月发表的《教学做合一之教科书》一文中，首先说明“生活教育与教学做合一对于书之根本态度”

。

陶行知说：“生活教育指示我们说：过什么生活用什么书。

教学做合一指示我是一种工具，一种生活的工具，一种‘做’的工具。

工具是给人用的，书也是给人用的。”

陶行知提出“生活教育与教学做合一之总要求”

。

“我们要活的书不要死的书；要真的书不要假的书；要动的书不要死的书；要用的书不要读的书。

总起来说，我们要以生活为中心的教学做指导，不要以文字为中心的教科书。”

陶行知指出：“教学做指导，编得对不对，好不好，可以下列三种标准判断它。

（一）看它有没有引导人动作的力量，看它有没有引导人干了一个动作又要干一个动作的力量……（二）看它有没有引导人思想的力量，看它有没有引导人想了又想的力量……（三）看它有没有引导人产生新价值的力量，看它有没有引导人产生新益求新的新价值的力量。”

陶行知在晓庄学校的寅会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生活教育的理论及实施办法。

1927年，他在一次寅会上作了《从野人生活出发》的演讲，回答了一位朋友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