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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并未进入哥大。
事实恰恰是该信所述之事促成了陶下定转入哥大进一步深造的决心。
又,基尼法湖畔举行的夏季大会结束于1915年6月27日。
陶行知言“后日回校进夏季馆”
,可知这封信写于1915年6月25日或26日,也就是说,陶行知最后确定前往哥伦比亚大学的时间在1915年6月25日左右。
这样,在经历了伊利诺大学这一“绕行道”
之后,他终于以哥伦比亚大学作为完成自己知识体系的最佳和最后场所,并以此作为终身事业的知识基础开始将人生的奋斗目标,确定在“要使全中国人都受到教育”
的事业信念上。
四、陶行知担任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年限考
陶行知于1917年8月归国后,迅即投身于中国教育改革的潮流之中,以南京高等师范作为自己的活动舞台,初试改革中华教育的身手。
为了将中国的新教育改进事业推向更为深广的层面,陶行知借助团体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理想,自进入南京高等师范之后,先后加入了多个教育团体。
其中对他的人生事业影响最大亦是他投入精力最多的教育团体,当推中华教育改进社。
然而时至今日,既往的“陶研”
对他任职中华教育改进社究竟止于何时,一直没有明确的说明,留给人们一个亟待揭示的悬念。
由于陶行知在中华教育改进社担任的职务为主任干事,而这一职务早在该组织筹备期间即被确定直接执行董事会决议事项,编拟计划、预算和决算,“商承董事会主持本社一切事务”
,且社内各科职员均由其“推荐”
,“经董事会认可聘任之”
,[14]故在实际上为社务的全面负责人。
正因如此,要了解陶行知任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一职究竟止于何时,亦必须了解该组织的活动起止时期。
既有资料表明,中华教育改进社正式成立于1921年12月23日,次年2月8日即正式聘任陶行知为主任干事。
这已为人们所共知。
自成立之后,该团体的主要活动是每年举行年会,召集全国教育代表讨论改进教育议案并次第实行。
累计改进社年会共为四次,即1922年、1923年、1924年、1925年各一次。
1926年以后,由于南北纷争,战事正炽,而其时中华教育界也早已“四分五裂”
,加之自是而后社的要人们变异甚大,[15]故每年一次的年会难以为继,社的活动及其影响也因此受到极大的限制。
尽管如此,社在名义上依然存在,而且在陶行知等人的努力下,随着形势的变化和政局的变更,转而“于乡村教育、平民教育、幼稚教育三项从事办理”
,[16]所以陶行知等人于1927年初开始办理的南京晓庄乡村师范仍以“中华教育改进社”
的名义来主持进行。
这就是说,1927年以后,陶行知仍然为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
对此,从陶行知留世的文字中也可取得证据。
如在1930年初,陶自订《我今年的计划》,在“时间的分配”
上共分12项,其中第四项即为“中华教育改进社每周六小时工作”
;在“生活举要”
方面共分17项,其中第三项即为“进行中华教育改进社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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