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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生平事迹五考（第6页）

[17]

不幸的是，就在陶行知拟订出《我今年的计划》不久，即1930年4月12日，晓庄学校被蒋介石以“莫须有”

的罪名密令南京卫戍司令部强行封闭，陶本人随之也受到通缉而逃往上海，后又亡命日本。

于是，中华教育改进社的社务无人主持，社的日常工作遂告停顿，留在北京西四牌楼帝王庙的社址也就“黄鹤已去楼空在”

了。

但直至此时，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名义上仍然存在。

只是由于空寺无僧，社的董事会即将社办公处所转借给北平国术馆“暂用一时”

。

直到1931年暑期将近，社董事长熊希龄联合董事蔡元培、蒋梦麟、王正廷、张伯苓、陈宝泉、郭秉文等人，再商及国术馆请其迁出，而将北平幼稚师范由香山见心斋迁进帝王庙[18]。

自是而后，中华教育改进社的社址就成了北平幼师的住所了。

及至陶行知自日本归国，再也没有提及“中华教育改进社”

。

由是可见，陶行知正式任职于中华教育改进社，应以晓庄试验乡村师范事业夭折之日为终止。

有必要补充说明的是，在任职中华教育改进社期间，陶行知还一度辞谢北洋政府教育部聘其为武昌师大校长一职，也曾谢绝了金陵大学拟聘其为校长的属意。

然而过去的“陶研”

，均认为这两件事发生在陶行知初接手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职任之际。

现据《申报》1924年11月25日载《武昌师大校长问题已解决》知，陶行知被聘并辞聘武昌高师校长事实在1924年11月间。

至于金陵大学于1924年之前聘陶为校长则纯属子虚乌有。

如众所知，教会高校在中国政府强行要求外人在华高校必须注册立案之前，绝无聘请华人校长之事，即有也只是校长之助手或副校长（哪怕实际在行校长职）之类职位。

再据继包文之后任金陵大学校长职长达24年之久的陈裕光先生回忆，包文之后，被正式任命为校长前，于1927年4月至1928年3月间任临时校务委员会主席（陈为副主席），陈任校长后金大才被国民政府正式批准注册。

[19]因此，笔者认为，金大曾拟聘陶为校长之事，即有，也只会在1926—1927年间作为校长人选之一，被金大校方或包文考虑过。

五、陶行知亡命日本往返时间考

面临着晓庄学校被封自己亦被通缉的突发性灾难，陶行知于4月12日夜乘23点的火车离开南京走避上海，匿居在上海静安寺路赫德路口同乡友人程霖生家中。

然而，在灼热难耐的夏天过去后，随着中共在长江下游谋划城市暴动失败，东北军易帜拥蒋接受“中央”

领导，蒋、冯、阎大战以冯、阎通电下野而渐至结束，当局追捕陶行知的风声也日益紧迫，上海成了陶行知的又一处“梁园”

——非久留之地了。

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因友人劝告，遂去日本考察”

。

由是他走上了近代自康有为、梁启超以来一些革新志士面对专制高压的屠刀而常常被迫选择的一条路——东渡日本。

与第一次出洋相比，陶行知此番身份乃“朝廷通缉犯”

，其风景与当年相异截然，其行踪自然也悄然无息。

故直至今日，人们找不到半个字的材料，来确定他离沪赴日和由日返归的准确日期。

好在这位“大众诗人”

教育家有诗为“证”

，能让人们从其诗作中窥视到他的行程大概，知其此次东渡来去不及半年光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