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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陶行知试验主义教育思想及其现实意义1（第5页）

，及至18世纪末叶，文化教育上仍靠模仿他国。

然自19世纪以后，试验学校出现，试验精神得以宣扬，教育家辈出，改变了教育落后的局面，其试验方法在世界范围内流传，成为别国学习的榜样。

再就是教育本为后起之邦的美国，“三十年前之教育，亦几无事不模仿旧大陆。

自乾姆（James）创设心理试验科，而学者趋向一变”

，试验精神逐步充塞整个美国教育领域，带来的效果是以前的模仿对象皆承认“美国近今小学教法为全球冠”

。

这两个国家的教育从落后到领先，进步神速，并不是偶然的，试验主义可谓是立了大功。

反观历史文化悠久的中国，几千年来以文明古国著称于世，却在近世发明史上无甚突出贡献，教育也逐渐落于西方之后。

陶行知认为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在于传统的治学方法上存在着违背科学的严重弊端。

他拿试验主义教育方法的精神主旨烛照中国的教育传统，指出先秦唯物主义教育家荀况曾有过此等思想认识。

荀子《天论篇》有言：“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

这种制天命思想和试验精神有很大的一致性，“可谓中试验精神之窍要”

。

然而，荀子的这种思想并没有在中国的传统教育中被发扬光大，“吾国数千年来相传不绝之方法，惟有‘致知在格物’一语”

。

于是他对提倡“格物致知”

的宋明理学代表人物——朱熹和王阳明的做法进行了批判性地剖析。

此二氏都懂得“即物”

而“穷理”

的道理，但究竟如何去具体执行，朱熹无法解答，所以“物仍不可格，知仍不可致”

。

王阳明进了一步，尝试去“即物”

，却长期停留在形而上学的思辨上，不求方法的改进，“格物不成，归而格心”

，仍然失之交臂。

朱、王而下以至近代，中国教育界或则“拘于古法徒仍旧贯”

，或则“慕于新奇专事仪型”

，再或则“思而不学，凭空构想”

“一知半解，武断从事”

，即不然，则“朝令夕罢，偶尔尝试”

，造成的后果是物未格，理难明，落后挨打，实属必然。

通过中外对比，陶行知得出结论：“欧美之所以进步敏捷者，以有试验方法故；中国之所以瞠乎人后者，以无试验方法故。”

试验主义教育方法的必要性由是可以显见。

陶行知对试验主义教育的提倡，亦表现为对中国教育改革新潮流的接应。

在清朝末年实行的“新政”

改革中，清政府逐步完成了近代学制的引进和确立。

1905年又下令废除科举制度，全国掀起了兴学热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