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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陶行知试验主义教育思想及其现实意义1（第4页）

，[13]而这二者正是建成理想的民主国家必备的两大要素，所以“国之盛衰，视乎教育”

。

[14]

抱定教育可以救国的宗旨后，陶行知继续寻觅怎样的教育才能救国，由此引出了对新旧教育的区分。

他认为，中国自清末实行新教育以来，一直存在几大误区，虽然名称上呼之为“新式教育”

，实质却相距甚远。

真正的新教育之“新”

应包括三层含义：首先是“自新”

，这是新教育的第一要义，即中国的教育要从自身的国情出发，由自己的土壤中产生。

其次是“常新”

，今日新的事，到了明日未必新；明日新的事，到了后日又未必新，因此应该“日日新”

，最后是“全新”

。

新教育不是徒具形式，更重要的是新在精神实质上，这样才内外一致，表里如一。

如何做到教育的“自新”

“常新”

和“全新”

，关键就在于能否有所发明，而发明又皆因试验而来，“能试验，则能自树立，能自树立，则能发古人所未发，明今人所未明”

，所以，“欲教育之刷新，非实行试验方法不为功”

。

于是明确指出：“今之议者，每曰：教育救国。

教育岂尽能救国乎？吾敢断言曰：非试验的教育方法，不足以达救国之目的也。”

陶行知对试验主义教育的提倡，还得之于对中西文化学术的比较而催生。

陶行知的成长和求学经历造就了他全面的知识结构和独特的思维方式，为他比较、鉴别中西文化，吸收、引进国际先进经验打下了根基。

三年的留学生涯让他有机会目睹美国的繁盛，并系统了解到西方文化学术的发展。

归国跻身教育后，他将中西文化教育之优劣同异进行比较，迅即发现两者之间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有无试验的方法和精神。

在他看来，欧美国家日新月异地发展变化，重要的原因或推力之一就是教育事业的进步，这种进步又是得之于试验方法的采用。

他历数自马克思称之为“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

培根以降的西方“试验主义”

大师之名，说明西方有重视试验的传统，发明因之层出不穷。

“盖自培根（Ba）用以格客观之物，笛卡儿（Descartes）用以致主观之知，试验精神遂举形而上学、形而下学而贯彻之”

，介乎形而上学、形而下学之间的教育，也受此影响，通过试验来创造发明，“泼斯泰来齐（Pestalozzi）试验幼子，而官觉之用以明；赫耳巴尔忒（Herbart）设研究科，而统觉之理以阐；福禄伯（Froebel）创幼稚园，而游戏之效以著；杜威（J.Dewey）之集成教育哲学，也以试验；忒耳诺泰刻（Thorndike）之集成教育心理也，亦以试验”

。

从他的这些罗列中，人们既可看到西方试验主义发展过程的概貌，更重要的是找到了西方教育上不断演进的原因。

此外，陶行知还特地举示近代教育进步甚大的德、美两国的教育事业为例，突出试验对于教育的推动作用。

其中德国在中世纪以前，“榛榛，等于化外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