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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陶行知试验主义教育思想及其现实意义1（第3页）

[8]至于陶行知受孟禄来华的影响，则可以通过他在孟禄与中国教育界同人饯别会上发表的讲话中窥见：“此次（孟禄）博士来华，以科学的目光调查教育，以谋教育之改进，实为我国教育开一新纪元。

我们当这新纪元开始的时候，要参与教育革新的运动，须具两种精神：一是开辟的精神，二是试验的精神……有试验的精神，然后对于教育问题，才有彻底的解决；对于教育原理，才有充量的发现……我们若想教育日新日进，就须继续不已地去开辟，继续不已地去试验。”

[9]由上可知，尽管陶行知在杜、孟二氏来华之际受领的教益各有诸多种种，但有一共通之处，那就是对二氏实验主义教育思想——包括其方法和精神的接承。

受此催化，陶行知对试验主义教育更加推崇，随后的一切行动，几乎都围绕这个中心运转。

他的每一项教育改革活动，创办的每一所学校，都具有试验的性质；他对教育过程中每一道难题的攻克，对教育理论的每一次贡献，都得益于教育试验。

他始终寄身于教育试验，探索教育新路，获取教育新知，是身体力行试验主义教育的典范。

二

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陶行知发出教育要重视试验的呼唤，在当时无疑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具有导引先路的历史功效，他本人也因之很快在中华教育界崭露头角。

他对试验主义的提倡和实践，冲击了中国几千年来“不喜试验”

的旧教育、旧传统，为中国教育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径，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实践操作性。

这种试验主义教育思想的产生不是凭空从头脑中冒出来的，它既是陶行知个人一贯教育理念的生发，又是中国其时教育变革之所需。

陶行知对试验主义教育的提倡，显然沿承大学时代对教育社会作用的认识路径而发轫。

民国成立之初，目睹新生共和国经历的种种内忧外患，强调靠教育来改造社会，试图以教育来拯救中国，是其时许多知识分子的共识。

和那些同时代的先进忧时之士一样，陶行知早年也是一位教育救国论者，从对教育产生思想认识之日起，他就非常重视教育的作用。

他在金陵大学的毕业论文《共和精义》可视为其教育救国思想最早的流露。

文中，陶行知依据教育“富民”

“智民”

的思想认识，确信教育是建设共和国的基础，指出“舍教育则共和之险不可避，共和之国不可建，即建亦必终归于劣败”

。

[10]

海外求知，陶行知对教育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毕生献身于教育事业的想法更加具体化。

他在1916年2月16日写给哥大师范学院院长罗素的信中表明了自己的终身事业计划：以教育管理为终身志愿，希望在两年完成学业归国后和其他教育工作者合作，为中国人民组织一个高效率的公众教育体系，以发展和保持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

[11]

学成回国，陶行知以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中的“人性论”

为基础，辅以西方遗传学和心理学的理论，对教育的作用进行了更加完整的论证。

他认为，人之性情有二：一为“遗传性情”

，一为“习染性情”

，通俗地讲就是“天性”

和“习惯”

。

前者与生俱来，后者随遇推移。

“教育之功，则在设备种种适当习染之机会，使遗传性情之正者，得以发荣滋长。

其不正者，得以湮没于无形。”

[12]换句话说，教育的作用在于改良个人的性情。

人之性情有善有恶，教育能使恶者变善、善者益善，以此培养出“正当之领袖”

和“健全之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