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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普及教育理论的现实可行性探究1（第7页）

知识私有是国人的通病，“守知奴”

们把知识作为商品买卖，不付钱就不给货，付什么价钱就给什么货。

“小先生一出来，即知即传人立即把这种观念撕得粉碎”

。

（4）有利于学校与社会的沟通。

小先生们白天到学校求学，晚上回到家里教人，“送知识上门”

，这样不仅可以使学校与家庭发生联络，而且可以把“社会所发生的问题、所遇到的困难带回学校，再把学校里的知识技能带回社会去”

。

（《小先生与民众教育》）

小先生的方法，不仅新奇，而且生动。

它顺应了儿童好表现、好为人师的心理；对如何激发他们的自动自主精神也是一种很好的尝试。

它强调了先知智后知、先觉觉后觉，从观念上拆除了年龄的屏障，扩大了普及教育的师资来源。

这与中国古代的“次相授业”

的教学方式，与国外的班长制、导师制均有理论上的共通之处，其意义无须赘言。

可是，我现在却要建立这样一个论点：小先生制不宜在当今的普及教育中推行。

因为：

第一，小先生制是建立在对师范教育不信任的基础上的，而当今的普及教育必须倚重和大力发展师范教育。

陶行知曾把传统的师范教育，说成是“把学生关在模范监狱里读死书”

（《怎样培养普及教育的人才》）。

这是不信任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他认为按当时的师范毕业生计算，师范教育“要费一百年的培养，才够普及小学之用”

。

所以他便“急成”

式地发动小学生来做小先生，任师范去自生自灭。

其实，小先生的本领哪里来？小学。

小学教师的本领哪里来？师范。

显然，只有以师范兴盛为前提，学校才可能兴盛、小先生才可能众多。

这种舍本逐末近乎荒唐。

“中国今日教育最急切的问题，是旧师范之如何改造，新师范之如何建设。

国家所托命之师范教育，是决不容我们轻松放过的。”

（《中国师范教育建设论》）对照陶行知早年的确论，更知这种充数式的师资凑合法，不能在当今的普及教育中滥施。

第二，小先生制，是对普及教育师资水平不断提高的总体趋势的逆动。

分析发达国家的教育历程，不仅存在着普及义务教育时限不断延长的共通规律，而且存在着师资程度日益提高、专业培训日益严格的共性。

我们没有必要就“六岁的小孩能教成人识字”

的特例去进行辩驳（任何荒谬的假说能找到特例来“证明”

），我所想反诘的是：小先生怎么可能去完成如此宏大的任务呢——整个民族、生活和寿命的现代化。

难道年龄越小就越“现代”

吗？难道生活愈短便愈“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