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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普及教育理论的现实可行性探究1（第8页）

吗？难道小先生就能使普及教育不“短命”

吗？

第三，就小先生的本体而言，也没有过多的精力让他们去响应陶行知的号召。

小学课程的制订是有其科学根据的；家庭作业的训练，也是必不可少的；更应当给孩子们留有锻炼、游戏和劳动的时间（这是陶行知最为重视的）。

任何健全的学校教育，都不可能经常性地留给学生大块的时间，让他们业余去做什么小先生；要这样做的，也只能叫不务正业；这样做了，不仅稍具常识的人要反对，孩子的家长也绝不会答应。

陶行知对于长子陶宏的培养就是如此。

在当前的社会各界普遍呼吁减轻学生负担的情况下，即使小先生普及教育可行，难道就忍心扼杀悠然的童真吗？

有鉴于当前的陶行知研究，有那么一点“凡是”

的味道，有那些为神像涂金的举措，本文针对着偏颇使用了偏颇，用矫枉过正来对待了矫枉过正。

这些故作惊人之语，理当受到批驳，只要它能引发健康的争鸣，把研究导向深入，我即使是“体无完肤”

，又有何畏！

最后须得老调重弹的是：“对黑子的诋毁，无损于太阳的光辉。”

[1]原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2期。

[2]陶行知在普及教育运动中，曾反复申述：“中华民族已有到了生死关头，我们要想起死回生整个民族，须以最敏捷的手段，实施下列六大训练：（一）普遍的军事训练；（二）普遍的生产训练；（三）普遍的科学训练；（四）普遍的识字训练；（五）普遍的民权训练；（六）普遍的生育训练。”

《乡村工学团试验初步计划说明书》，这实际上是整个生活现代化普及教育的主要内容。

[3]陶行知为普及教育考成所制订的首要标准是，“学龄以上之人民百分之九十会读千字课，百分之九十五会用汉字签自己的姓名并会写中华民国。”

《中国普及教育方案商讨》，这无疑是低标准，与普及“六大训练”

和使“三个现代化”

达成的目标格格不入。

[4]有时，陶行知认为“工学”

只是学校教育的改良，站在工学团的立场上对它敬谢不敏。

有时，又推广“工读”

设计，认为南通中学的工读做法应该大力推广。

[5]陶行知在致潘畏三的信中说，“过去我们之所以提出艺友制，不是用来代替学校，而是用来补职业教育或人才教育之不足……这一点不辩明，有些人又可以用作借口来说我们是企图取消学校教育了（这是一种带着挑拨性的话），而这绝非我们的本意。”

[6]陶行知在《普及教育小史》中说，“这十几年来，我有时提倡平民教育，有时提倡乡村教育，有时提倡劳苦大众的教育，不知道的人以为我见异思迁，欢喜翻新花样，其实我心中只有一个中心问题，这问题便是如何使教育普及，如何使没有机会受教育的人可以得到他们所需要的教育。”

教育权的平等获取等于普及教育吗？

[7]萧楚女在《陶朱公的平民教育》一文中，认为平民教育的结果，“只留下几张纸招牌，做个聋子的耳朵，徒为装饰哩！”

[8]“即知即传”

曾称为“连环教学法”

，是陶行知根据他的次子能教祖母认字的事实总结出来的。

他还认为：“在中国民众中做‘即知即传’的工作，大学生不如中学生，中学生不如高小学生，高小学生不如初小学生。”

（《再谈大不如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