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梦小说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陶行知普及教育理论的现实可行性探究1（第5页）

他不满意杜威的“学校即社会”

，认为学校社会化不彻底，是在鸟笼（学校）里“搬一两丫树枝进笼”

的改良。

他主张社会学校化，主张砸碎鸟笼，开笼放雀，让活泼的小鸟回归自然。

这样做，“也可以说得是开倒车，而且一直开到最古时代去。

因为太古的时代，社会就是学校，是无所谓社会自社会、学校自学校的。

这一期也就是教育进步到最高度的时期。”

（《生活即教育》）这种理论取向，决定了生活教育理论贬斥学校的基调。

这种观点，虽与“第三次浪潮”

中的学校论不谋而合，但对于当时和现代的中国来说，又是一幅理想主义的长卷。

具体地说，陶行知借重社会教育的倾向，主要表现在两种形式的运用上：一是群众运动式；一是基层家庭式。

陶行知曾总结说，他所推进的历次教育运动，都是围绕普及教育这个“中心问题”

而展开的。

[6]也就是说，各种教育运动都可用普及教育的主线来贯穿。

那么，陶行知是如何运用这两种形式来推进他的普及教育呢？

在平民教育时期，通过陶行知“传教式”

的宣传发动，一场轰轰烈烈的平民识字运动兴起了。

但游行的壮观和标语口号的振奋，并没能持久地维持人们的教育热情。

在这种情况下，陶行知创立了“平民读书处”

，“以一家、一店、一机关为一单位。

请家里、店里、机关里识字的人教不识字的人。”

（《平民教育概论》）此即为基层家庭式。

陶行知认定，这就是“社会改造的出发点”

。

在乡村教育时期，陶行知汲取了平民教育失败的教训，致力于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的有机结合，力图通过培养乡村师资、普设乡村学校来改造乡村生活。

他把社会教育的两种形式作为学校教育的辅助，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在普及教育时期，工学团、工学队或生活教育团的创设，又是典型的基层家庭式。

“每一家，每一店铺，每一工厂，每一机关，每一集团组成一个文化细胞。

这种细胞里的分子有两种，一是识字的，一是不识字的。

我们叫每一个细胞里的识字分子教导不识字分子。”

（《文化细胞》）此期小先生制的推行，又有群众运动式的影子，通过陶行知的宣传发动，“在9个月内，就在23省铺开”

，然而时过不久，“该运动的声势就减弱了。”

（《全民教育》）在国难教育、战时教育和全面教育时期，基层家庭式已鲜有倡导和试验，普及教育与抗日救亡的群众运动更为密切地联系到一起了。

尤其是在民主教育时期，普及民主教育推进了以学生运动为先导的民主运动，民主教育自身也被集会演讲、请愿游行改铸成政治运动了。

从总体上考察，前中期的陶行知，相对重视基层家庭式；而在中后期，他是相对重视群众运动式。

这两种形式的运用，扩大了生活教育的影响，响应了时代主题的召唤，然而对于严格意义的普及教育，却暴露出它们的低能。

从理论上看，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的三位一体、协同配合，必定会增加普及教育的效力。

可是，陶行知却轻视学校教育的作用，并试图用后二者来取代前者，这就难免偏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