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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普及教育理论的现实可行性探究1（第3页）

（《攻破普及教育之难关》）。

所以严格说来，陶行知是要普及“现代生活教育”

。

我们通常所使用的普及教育概念，总是取其狭义而言的，它指通过学校，对学龄儿童实施的强迫义务教育和对失学成人施行的扫盲补习教育。

这是约定俗成的、普遍公认的。

因此，要借鉴陶行知的普及教育理论，就必须首先明了相同概念所存在的内涵差异，不宜混为一谈。

由于“现代生活教育”

与“三个现代化”

一样，都是动态的概念，如果不将它物化，就很难获取实践的意义和展开具体的研讨。

所幸的是，陶行知展示了“工学团”

这个标本，作为普及什么教育的具体回答——“普及什么教育？普及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之教育。

工是做工，学是科学，团是团体。

这三种生活缺少一样，就是残废的教育。”

（《中国普及教育方案商讨》）简单说来，“工学团是一个小工场，一个小学校，一个小社会。”

（《乡村工学团试验初步计划说明书》）它将这三者打成了一片，产生一个富有生活力的“新细胞”

。

显然，这种模式的新奇是富有感召力的。

但从工学团试验的具体实践来看，虎头蛇尾却是我的基本印象。

他矢志于普及内容全面的“现代生活教育”

，然而从“小先生制”

的推行实况和“考成”

标准的制订来看，[3]却跌落到初步的读书识字的窠臼中来。

从普及教育的角度看，与其在这“魔圈”

中眩晕，莫如朴实无华地开班授课。

至于棉花工学团、养鱼工学团等等，所具有的只是职业生计教育的意义，且无长期一贯的成效可言，理当另作他论。

因此，工学团试验的影响虽大，但它对于今天的普及教育，可取法仿效之处甚少。

诚然，陶行知的工学团构想自有其理论价值，也是与他的普及“三个现代化”

的教育目标相一致的，片面而断然地否定，很可能是无知的表现。

具体说来，那种使读书的人去做工（“教劳心者劳力”

）、使做工的人来读书（“教劳力者劳心”

），让他们在团体活动中手脑相长、身心全顾的教育主张，对于打破壁垒森严的阶级教育屏障、对于打破教育与生产劳动相脱离的传统弊端，都具有无可估量的理论意义。

它对于普及教育中教育权的平享和人的全面发展目标的实现，作用同样是巨大的。

但是，无论陶行知怎样否认，[4]工学团与五四时期勃兴的“工学”

“工读”

思潮的渊源关系都是剪不断、理还乱的。

即使我们对工读、工学教育给予充分肯定，它与我们习用的普及教育概念的不同还是存在的。

它作为一种试验或一种特殊的形式，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但如果把特殊推广到一般，把它与普及教育等量齐观，那么，理想主义本质所带来的弊端，便会顿然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