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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徐特立和陶行知对中国现代教育的贡献（第3页）

，“两千年前孔仲尼，两千年后陶行知”

，“孙中山死后的一位孙中山”

。

1986年，江泽民在纪念陶行知诞辰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称“陶先生著作宏富，论述精当，与当前的社会主义教育学息息相通，堪称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代巨人’”

，并题词“学习陶行知教育思想，促进教育改革”

。

二、徐特立对陶行知教育思想的认识

从现有的材料看，徐特立并未与陶行知谋面相识；但他却一直高度赞扬、热情宣传陶行知。

为了表示对陶行知的尊重，他甚至把自己的字改为“师陶”

。

1942年，延安成立新教育学会，徐特立任会长，他致函陶行知，庆祝生活教育社成立15周年，表示“愿与先生和生活教育社诸先生以及全国教育人士携手并进”

，并决定编印陶行知的教育论文选集，宣扬生活教育的进步。

……

在1942年延安整风过程中，徐特立写了《生活教育社十五周年》一文，以生活教育理论反对教条主义。

他认为“生活教育社所提倡的生活教育与小先生制，是实际的，同时又是革命的”

，对认为生活教育理论不过是美国实利主义教育与杜威的再版的说法，徐特立称是“离开中国的实际和离开边区的实际而泛论学理，或有片面性的真理”

，“如果把生活教育看为对中国的病症下药，那么就值得我们特别尊重该社的实际精神和革命精神。

因为不独国民党的复古教育离开生活太远，而我们的教条主义和党八股理论和原则……没有针对着我们的需要和可能的条件”

。

而且，徐特立看到了陶行知的教育理论与根据地教育的“不谋而合”

，不但不谋而合，在根据地还发展了陶行知的教育理论。

这正是徐特立与陶行知之间最深刻的共鸣和有机联系。

他说：“外边的社会不可能实现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但我们的教育早就和陶行知不谋而合。”

“近来各解放区的教育，不独实现了陶行知的理想，并且有更多的发展。

我们所以能与陶行知的主张不谋而合，并加以发展，就因为思想方法有些相同的地方。”

这共同的思想方法就是针对中国现实社会和解决教育问题。

例如，他曾谈到：“陶行知的小先生制，我在江西所行的与小先生制密合，但我只有行动没有理论，他发明了理论，他实际上比我高明。

我不是他的学生，但我常尊敬他为师。”

1946年8月，徐特立在《解放日报》撰文，介绍陶行知的学说，认为陶的主张和行动“都是对于改造中国所产生的思想，工学团是整个乡村的范例”

，“现在陕甘宁边区及晋察冀等边区乡和村也仿佛是遵照行知先生的工学团计划进行的……伟大的计划只有在伟大的政权下才能贯彻”

。

徐特立对陶行知教育理论的评价是始终不渝的。

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政治运动中，徐特立用保持沉默的方式抵制对陶行知的错误批判。

三、关于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的形成

1949年12月，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当时教育改革的方针是：“以老解放区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有用经验，借助苏联经验，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

明确指出了新中国教育的三个主要来源，这其中就有徐特立和陶行知的心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