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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徐特立和陶行知对中国现代教育的贡献（第4页）

1949年底，徐特立发表了《科学化民族化大众化的文化教育》一文，阐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所确定的教育文化方针。

这一文化方针的雏形，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的。

更早之前，在1945年的《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已明确提出，“中国国民文化和国民教育的宗旨，应当是新民主主义的；就是说，中国应当建立自己的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和新教育。”

以“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

为主要特征的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文化，其来源究竟是怎样的，是一个值得认识的理论问题。

毫无疑问，新民主主义的教育主张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但它并不是抽象的理论思维的产物，而有两个充沛的实践的源头。

一个是共产党长期领导的革命教育、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教育实践，包括毛泽东等老一辈共产党人亲自从事的革命教育、政治教育、干部教育实践，以及徐特立等在苏区和根据地领导的扫盲教育、普及教育乃至高等教育的实践和基本经验。

另一个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在国统区开展的平民教育、大众教育、乡村教育等教育实践，陶行知的教育理论和学说占有特殊的重要地位。

将它们进行融合、提炼、加工和阐述者，主要是毛泽东。

早在1939年8月，毛泽东在延安地区小学教师暑假训练班结业典礼上所作的演讲，就明确肯定了生活教育：“在抗战教育中，知行合一是一件大事。

陶行知主张知行合一，提倡生活教育，把教的、学的、做的统一起来，这在马克思主义来说，就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现在我们的教科书中还缺少一部分，就是生活教育。”

如同徐特立所言：“行知的教育学说几乎与我们的教育事业全部一致，他在国民党反动政权下竟创造出一个适合中国条件的新村计划，而且行之有效。

行知是中国一个伟大的思想家，行知合思想教育于组织成一系统，均有伟大的发现。”

他认为陶行知先生“不仅是对摧毁中国的传统教育起了很大的革命作用，同时也是为中国新教育树立了一块基石”

。

《中国文化》杂志刊登的毛泽东著作《新民主主义政治与新民主主义文化》（即后来的《新民主主义论》）后，陶行知欣喜若狂地称：“中国有救了！”

并且对魏东明说：“我们的生活教育也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一部分。”

说明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与新民主主义教育主张的亲缘性例证之一是，1946年7月27日延安《新华日报》发表的题为《继承陶行知先生的精神》的社论：

先生摆脱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教育传统，开辟了中国新的教育途径，从实践过程中，已有着伟大的创造。

这创造主要体现在他所提出的几个口号上，即“生活即教育”

，“社会即学校”

，“教学做合一”

。

这是适合中国国情，特别是适合劳苦大众需要的。

贯穿这几个口号的基本精神，就是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

先生最近在沪江大学讲“新中国之教育”

，提出五项修养：

（一）为博爱而学习；（二）为独立而学习；（三）为民主而学习；（四）为和平而学习；（五）为科学创造而学习。

可以说这就是先生新教育精神的全部……数十年来，先生的弟子遍于海内，先生的思想日益推广，特别是在解放区，先生的新教育方向已在那儿具体实现，发出光辉。

这证明先生的方向是正确的，先生的努力是有伟大的收获的。

另外一例是1946年在延安各界举行的陶行知先生追悼大会上，陆定一发表的演讲谈道：“陶行知的这种教育思想，正是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思想，正是为人民服务的教育思想。

以唤起人民自己解放自己为目的的教育，是有极其宽广的发展前途的。”

可见，说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是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事出有因的。

原教育部副部长刘季平认为：“陶行知先生是近代世界教育史上最伟大的代表者之一，陶行知思想是解放区新教育的源泉之一。

假如说，解放区新教育思想是以毛泽东思想为基础，消化了陶行知思想而形成的，我认为一点也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