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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做中学”
等原理“翻了半个筋斗”
,提出“生活即教育”
“社会即学校”
“教学做合一”
“在劳力上劳心”
等命题。
他相信,新的教育应当与民众亲近,应当与自然万物亲近;经验和实践是与书本同样重要的学习;教学应当“以生活为中心”
,“教”
与“学”
都以“做”
为中心。
陶行知的教育主张,一是反对教育与生活脱离,主张生活教育;二是反对教育和文化由小众独占,主张普及教育、大众教育和大众文化;三是反对为读书而读书,主张“教学做合一”
,将教育与生活完全融为一体。
虽然陶行知的“生活教育”
理论源自杜威,但却是为解决中国教育问题,在中国平民教育运动和乡村建设运动的实践中,在反对封建教育和“洋化教育”
这样两条战线的斗争中逐渐形成的,具有鲜明的本土化、民族化特征。
生活教育之所以反对封建教育和“洋化教育”
,因为它们都是与现实生活相脱离的。
在农耕时代形成的中国古代教育的负面价值,如读书做官、劳力与劳心分离、教育与社会生活相脱离,轻视实用知识和实用技能,读死书,死读书等,一直是五四新教育批判改造的对象,它体现了生活教育理论改造传统的现代性。
难能可贵的是,作为留美学生,陶行知同样明确地反对照搬西方国家城市教育的模式和经验;反对脱离实际地追求昂贵的西化、正规化教育;反对民族虚无主义,“替外国人拉洋车”
,反对“水土不服”
的“洋化教育”
。
它使生活教育理论具备了十足的民族性格、民族精神,是“符合本国国情,适应生活需要”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争取自由平等的教育理论。”
2.生活教育是可以满足现实需要并面向未来的教育理论
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虽然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但却完全没有过时,仍然适合当前的教育现实,可以有效地用以说明和指导当前的教育改革。
根本原因是从中国的教育现实中产生的,而中国教育现代化的使命并没有完成,当年陶行知所面对的各种问题仍然是我们今天需要回答的。
中国的教育现代化,需要完成由“学科中心”
到“生活中心”
的实质性的转换。
由五四一代教育家所开启的这一任务,由于战争和其他复杂的原因后来中断了,至今并没有完成。
建国之后按照苏联模式重建教育,凯洛夫取代了赫尔巴特,再次强化着“课堂中心、教师中心、教材中心”
的教条。
中国当代的应试教育,正是西方传统教育和中国传统教育这两种传统的紧密结合。
重新启用生活教育的思想资源,对于补上教育现代化缺失的这一课,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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