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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这个答案是明确的。
中华民族没有辜负时代的需要,已经产生了这样的巨匠和伟人。
这就是在五四之后的新教育运动中产生的陶行知及其“生活教育”
理论。
从很多方面看,生活教育理论具备了各种条件,可以成为指导现实、面向未来的中国新的教育哲学。
1.生活教育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现代教育理论
教育学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不仅是怎样教和怎样学的具体问题,首先要回答什么是好的教育,是对一种教育理想的追求。
这涉及对教育的社会功能和价值的不同认识,对教育与社会、教育与生活、教育与人生的关系的体认。
从古代社会到近现代社会,教育哲学的基础发生了实质性的转变。
在宗法社会、神权至上的时代,教育大致是意识形态化的、政治本位或国家本位的,体现的是国家主义和工具论的价值。
伴随工业文明和科学的兴起,由赫尔巴特奠定的学校教育制度,形成一种“学科本位”
的价值,即按照知识和科学的体系,分门别类、由浅入深地组织教学,反映了理性主义和精英主义的教育价值。
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杜威领导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使教育的价值基础从“学科本位”
转变为“生活本位”
,确定了“儿童中心”
的新坐标——也就是“以人为本”
的教育价值,使教育活动围绕青少年生长的实际需要,而非围绕学科知识体系而组织进行。
1918年,美国改革中等教育,明确中学不应成为大学预科,而应当是面向大多数人的教育,即“为生活作准备的教育”
。
美国中等教育改革委员会提出著名的“七项基本原则”
:健康、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有价值地利用闲暇时间、有效的家庭成员、基本学习过程的掌握、合乎道德的品质、职业训练。
在这种表述中,传统智育的内容仅占七分之一。
与“学科中心、教师中心、课堂中心”
的金科玉律相反,新的理论是“经验中心”
“社会中心”
“在做中学”
等。
经历了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洗礼和转换,西方教育由传统进入现代。
陶行知“生活教育”
的理论脱胎自杜威的教育哲学,他将生活教育定义为:“给生活以教育,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
。
用英语表达,即“eduoflife(生活的教育)”
、“edubylife(依据生活而教育)”
、“eduforlife(为生活的教育)”
。
他根据中国的现实,将杜威的“教育即生活”
“学校即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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