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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教育与公民教育从教育救国谈起1（第7页）

“亲民”

“止于至善”

，不仅是“大学”

之道，更应是所有教育之道。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其他教育救国论者、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等，无不是将培养合格的公民作为教育的首要追求。

他们均将教育与建立共和国联系在一起，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联系在一起，都是与培养共和国国民联系在一起的。

教育培养的是学子的社会担当精神，是对国家、民族的责任和义务。

即使在战火纷飞、国难当头的三四十年代，教育也没有忘记自己的这一使命。

西南联大将雪千秋耻、促中兴业、迎新国运、驱除仇寇等重任赋予她的学子们；复旦大学用“师生一德精神贯、巩固学校维护国家、先忧后乐交相勉”

来激励自己的教师和学生；浙江大学则将“求是求真、有文有质、有农有工、开物新民、树我邦国、天下来同”

视为自己的使命；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更是将“茫茫海宇寻同志、共事业、励精神、一心为平民、务把文盲除尽、唤醒旧邦人、大家起作新民、意诚心正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

作为自己的不懈追求。

而传唱了半个多世纪，影响了无数学子的《毕业歌》，将民族自救、天下兴亡的重任赋予了未来的公民——它让同学们“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倾听“大众的嗟伤”

，关注“国土的沦丧”

，唤醒大家“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

，去做“社会的栋梁”

！

在这些校歌、会歌、毕业歌中，无不渗透着教育对于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责任和忧患，无不体现出教育对于社会的强烈担当意识。

而在当今应试教育的背景之下，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天下的兴亡在我们的教育中到底还占据着多大的地位？

我们有自己的教育方针，但在实际的教育教学过程中，又有多少人关注过它？或者说又有多少人是按照这样的方针在办教育的？我们所采用的教育教学方法又有多少是与教育方针相一致的？在教学过程中谁又把贯彻教育方针当回事！

我们希望通过教育来造就国民的创新精神和能力，希望我们的国家成为一个创新型国家，但美好的愿望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和文件中，在现实中我们又为之付出过怎样的行动？

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学生的成绩越来越成为社会、学校、家庭关注的焦点；学校和教育越来越远离社会和生活；分数越来越被人们等同于教育质量；成绩、升学率越来越成为社会、教育部门评价教育、学校、教师、学生的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指标！

我们的教育完全变成了升学教育、分数教育、知识教育，而不是做人、做公民的教育。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公民教育付诸阙如。

我们一直在强调学生的全面发展，一直在强调素质教育。

但为什么素质教育离我们反倒越来越远？为什么我们深陷在应试教育的泥淖而无法自拔？为什么公民教育在我们的教育中难觅踪迹？除了我在2009年发表的一篇文章[20]中所谈及的四种因素之外，还有两个最根本的原因：一是僵化不变的教育体制，二是缺乏教育哲学的引领。

由于前者，教育改革虽然持续了30多年，但终究只是限于技术层面的改革，并未能阻止应试教育的蔓延；由于后者，我们的教育改革迷失了方向，也迷失了自性。

生活教育以及诸多教育救国论者的教育都是指向民族、国家、社会的，而我们当下的教育几乎全是指向个人的。

这两个不同指向反映的是截然不同的教育价值观，而截然不同的教育价值观则会导致截然不同的结果——指向个人，很可能使人成为只顾自己而忘了他人、民族和社会的利己主义者，使每个人都成为社会的“单子”

；指向社会则可以使他成为既知道权利又明白责任和义务的公民。

单单指向个人的教育与公民社会是格格不入的！

陶行知非常注重的是教育的社会功能，有人据此说陶行知是一个社会本位主义者。

但如果我们认真研究他的教育思想就会发现，他在注重教育社会功能的同时，也十分注重教育对于个人的意义。

他说过：“社会是个人结合所成的。

改造了个人便改造了社会，改造了社会便也改造了个人……办学和改造社会是一件事，不是两件事。

改造社会而不从办学入手，便不能改造人的内心；不能改造人的内心，便不是彻骨的改造社会。

反过来说，办学而不包含社会改造的使命，便是没有目的，没有意义，没有生气。

所以教育就是社会改造，教师就是社会改造的领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