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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教育与公民教育从教育救国谈起1（第4页）

[16]

“新教育”

“好教育”

从学生方面言，就是要让他成为“自主”

“自立”

和“自动”

的共和国民。

从社会方面言，就是要使他可以贡献社会，可以促进社会关系“高尚优美”

。

如果我们的教育做不到这些，人们当然会“打着我们教育者的门”

，质问我们“教的是什么教育”

？质问我们何以会教出只知道钱、权以及享乐的子弟？质问我们“何以教出这种不会做正当事的子弟”

？[17]……类似的质问越多，越说明教育和教育者的无能。

改良个人之天性、养成共和之要素使学生成为“自主”

“自立”

“自动”

的共和国国民、改造社会——这就是陶行知赋予教育的责任和目的。

他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晓庄、在工学团、在育才，他的所有教育都是为了培养合格的共和国公民，都是在进行公民教育。

在晓庄，他要求学生要有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他要将乡村学校办成“改造乡村生活的中心”

，要乡村教师成为“改造乡村生活的灵魂”

。

作为一门重要的课程，他强调“改造社会环境教学做”

，其内容包括了乡村自治、民众教育、合作组织、乡村调查和农民娱乐教学做等，全校师生均须参加所有改造社会的活动。

而通过办面向公众的图书馆、乡村医院、中心茶园、信用合作社、农业科学馆，组织联村自卫团等，使教育和社区自治紧密结合。

这些活动真实体现了陶先生靠发展乡村教育来改造乡村社会的理想。

在育才，学生除了正常上课外，经常参与社会劳动、社会调查，进行公演，到社会上举办画展和其他社会活动。

他强调要将难童培养成“追求真理的小学生”

“自学做人的小先生”

“手脑并用的小工人”

“反侵略的小战士”

；他强调，育才学校不是培养人上人，而是培养人中人。

人中人就是能够自立、自觉、自治、自强的共和国国民，就是能够“为自己创造，为社会创造，为国家创造，为民族创造”

的人，就是能够“为自己生利、为社会生利，为国家生利、为民族生利”

的人。

但值得注意的是，自教育救国论形成以来直至今日，一直被当作改良主义而受到批判，而“改良主义”

这个词在“革命者”

看来不仅是与“革命”

对立的，而且一开始就是贬义词。

20世纪30年代就有人发表文章，将陶行知的“国难教育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