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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人立国 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当代价值述论1（第5页）

，反倒“以此相隐慕”

；不仅不能识别真假之领袖，反倒会成为假领袖实现自己意图的工具；不仅没有民主观念，不能正当行使民主权利，反倒会“妄解自由，谬倡平等”

，将自由理解为无政府主义，将平等理解为平均主义。

那么如何改变国民的劣根性，逐步提高他们的国民性呢？陶行知认为还是要通过教育。

但培养共和国国民的教育绝不是“老八股”

式的旧教育，也不是不顾国情从东洋、西洋拿来的所谓“洋八股”

式的“洋教育”

，更不是培养领袖和各种“尖子”

的精英教育或者“小众教育”

，而是占人口85%以上的、与民众的生活、与社会密切结合的大众教育或者叫平民教育。

而且这种大众教育也绝不能用死读书、读死书的传统的学校教育来进行，必须用一种全新的教育形式——生活教育来进行。

陶先生首先对当时的教育进行了无情的批判，认为那种教育是“小众教育”

而不是“大众教育”

；是“摩登女郎之金刚钻戒指”

那样的装饰品而不是提高大众生活力的教育；是培养“人上人”

的教育而不是培养“人中人”

的教育；是大规模消除民族生存力的教育而不是培植民族创造力的教育……他在批判中国乡村教育时写道：“中国向来所办的教育，完全走错了路：他教人离开乡下向城里跑，他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盖房子不造林。

他教人羡慕繁华，看不起务农。

他教人有荒田不知开垦，有荒山不知造林。

他教人分利不生利……他教农夫的子弟变成书呆子。

他教富的变穷，穷的格外穷；强的变弱，弱的格外弱……前面是万丈悬崖，同志们务须把马勒住，另找生路。

生路是什么？就是建设适合乡村实际生活的活教育！”

[25]如今的乡村教育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面对着会考所呈现出的现状和可能给个人、家庭和民族带来的灾害，陶行知满含激愤地写下了《杀人的会考与创造的考成》一文。

文中写道：“学生是学会考，教员是教人会考，学校是变了会考筹备处。

会考所要的必须教；会考所不要的，不必教，甚而至于必不教……所要教的只是书，只是考的书，只是《会考指南》！”

“在学生们赶考的时候，同时是把家里的老牛赶跑了，把所要收复的东北赶跑了，把有意义的人生赶跑了，把一千万民众的教育赶跑了。

换句话说，是把中华民族的前途赶跑了。”

“奇怪的很！

这样大规模的消灭民族生存力的教育行政不是出于信仰而是出于敷衍，不是出于理性而是出于武断……”

[26]

既然这样的教育不能造就合格的共和国公民，既然这样的教育带来的是民族生存力的大规模消灭，那么这样的教育就必须早日送进坟墓，以充满活力的生活教育取而代之。

什么是生活教育？陶行知早在1922年初就曾经用英文来解释：Eduoflife.Edubylife.Eduforlife.[27]后来至少两次给生活教育下定义：“生活教育是生活所原有，生活所自营，生活所必需的教育。

（Lifeedueaionoflife，bylifeandforlife）”

[28]“从定义上说，生活教育是给生活以教育，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

[29]

在陶行知看来，生活是每人每时每刻都在经历着的活动；生活本身就具有教育的意义。

他说：“教育的根本意义是生活之变化。

生活无时不变，即生活无时不含有教育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