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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屉之下,几成藏书楼。
一时眼手交忙,大有偷儿之态度。”
他在痛心这种考试作弊现象的同时,更揭示出其产生的后果是“曰欺亲师,曰自欺,曰违校章,曰辱国体,曰害子孙:考试舞弊之五恶德也”
。
[12]并进一步推论,学生之欺行如此,“安望他日除国家之稗政,革社会之恶俗乎?”
[13]
二、倡导依据培养目标制订考试制度
陶行知主张教育和生活紧密相连,水乳交融。
在生活教育思想指导下,陶行知并不反对考试本身,他曾说“民主教育也是要考的”
。
他反对的是传统教育中学生为了通过考试而“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
,完全失去了生活的乐趣。
他认为传统的考试过在脱离培养目标进行考试。
有鉴于此,他认为:“要按照目的去考成,方才不会枉费了精神和财力。”
[14]他多次提出学生的培养目标,就是要让他们具有“健康的身体,劳动的技能,科学的头脑,艺术的兴趣,改造社会的精神”
。
并在具体的培养过程中,真正做到“教学做合一”
,“用活书,活用书,用书活”
;“过什么生活,用什么书”
。
他强调:“百工皆吾师,众生皆同学。”
[15]在这种教育思想指导下,其考试思想与培养目标一致,要求按具体的培养目的制定相应的考试制度。
在晓庄实验师范学校创办招生时,陶行知就告诫考生:“考试的目的,主要是看你是不是志愿坚定地去从事乡村教育,能不能吃苦耐劳,将来能不能当乡村教师。”
因而,在招生简章中,他先是奉劝那些“小名士、书呆子、文凭迷,最好不要报考”
。
并又根据未来乡村教师所需确定考试内容。
他说:“我们所要考的有五样东西:一、农事或土木工操作;二、智慧测验;三、常识测验;四、作国文一篇;五、三分钟演说。”
[16]这样的考试,在当时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
根据夏孟文的回忆:“晓庄入学考试是别开生面的。
在犁宫礼堂内放着一排排条凳代替课桌。
我与其他报考的人,随意地坐在条凳上。
只见一位身着粗布制服的先生走到面前,宣布考试的办法。
礼堂左首墙壁上贴着一张大纸,上面顺序编号,写着五十个试题。
只见他拿着一个布袋,袋内装了竹牌,要报考的人从布袋内摸出一块写有编号的竹牌,对照墙上贴的试题,作五分钟准备,然后到讲台上作五分钟演讲。
台旁有人看钟按铃和记分。”
[17]可以看出,陶行知主持的师范招生考试,是根据乡村师范学校的性质和特征来要求学生、招收学生的。
既注重学生的文化知识水平、智力水平,包括知识面的宽广度,还要充分考虑到学生的口才、劳动态度和劳动技能等多方面的因素。
他在重庆社会大学举行的考试,其考试内容也是根据培养目标制订的:(1)对本学期所学各门课程写出心得体会,要说明学到了什么,教给别人什么,做到了什么。
(2)问题回答,实行开卷考试,可以翻阅资料,交换意见,但要求写出自己的真正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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