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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认为,会考制度不但给学生的身心健康带来很大的影响,而且对学校对社会也没有任何益处。
于学校而言,“学生是学会考,教员是教人会考,学校是变了会考筹备处。
会考所要的必须教;会考所不要的,不必教,甚而至于不教。
于是唱歌不教了,图画不教了,体操不教了,家事不教了,农艺不教了,工艺不教了,科学的实验不教了,所谓课内课外的活动都不教了,所要教的只是书,只是考的书,只是《会考指南》!”
[5]这样的学校,无疑成了一个考试培训中心,早已失去其所应担负的对青年进行全面生活教育的基本职能,失去了他应有的生机和活力。
学校应有的改造社会功能根本不可能发挥出来,反而成为社会发展的巨大阻碍力量。
于社会而言,“在学生们赶考的时候,同时是把家里的老牛赶跑了,把所要收复的东北赶跑了,把有意义的人生赶跑了,把一千万民众的教育赶跑了。
换句话说,是把中华民族的前途赶跑了。”
[6]因而,传统考试制度是家庭和社会贫困的加速器,将社会推向万劫不复的危险境地。
第三,传统考试制度本身没有信度可言。
由于传统考试是以书本知识为内容,是“纸上的空谈”
。
因而,陶行知认为这种考试制度本身毫无价值可言。
他说:“我所接谈过的主考官没有一个相信会考。
他们是不信会考而举行会考。”
[7]这表明了学生们耗尽身心学习、学校费劲心力教导的考试内容,实际上没有任何意义和信度可言,连主考官本人都不认可,更不可能衡量学生真实的水平和学校的教学质量。
北方著名中学——南开中学,在会考中一败涂地,这本身就是对会考制度的绝妙讽刺。
故陶行知专门作诗祝贺南开中学会考失败。
诗云:“什么学校最出色?当推南开为巨擘。
会考几乎不及格,三千里路来贺客。”
[8]他还举例说:“就表面的成绩看,广东会考是几乎全体及格,广西会考是几乎全体不及格。
广东对呢?广西对呢?谁知道?浙江会考,绍兴中学第一次是背榜,到了第二次竟一跳而为第一。
绍兴中学第一次的整个成绩果真坏吗?第二次的整个成绩果真好吗?真成绩之好坏是这样的容易调换吗?谁敢说?”
[9]因此,他大声疾呼:“这把会考的大刀是不可以糊里糊涂地乱舞了。
考官们所自毁毁人的生活力已经是太多了。”
陶行知将这种会考制度称之为“杀人的会考”
,呼吁不要继续让它贻误中华民族的前途了。
第四,传统考试制度中考试作弊现象严重,败坏了学生的品行。
陶行知指出:由于旧的会考制度只以考试成绩作为学生的唯一评价标准,对学生们来说,无论其勤奋与否、资质差异如何,都以考试论一锤定音,依分数作为升学的准绳。
因此,考试成绩成为学生们最重视、最绞尽脑汁的大事。
一旦考试合格,“师友之鉴赏,父母之宠幸,怡然意满,安得不乐乎?”
[10]这对平时用功且成绩优异者,自不必说,是一显身手的好机会,但对于那些平时虚度光阴,不思进取者,或资质较差者,却是难以承受的打击,考试后的“落第之虞,更逆知点额之辱,师友之藐视,父母之责备,溯往自伤,而往者不可追,怅然若失,又安得不悲乎?”
故“因畏辱心而生侥幸心,复因侥幸心而生谲诈心者,比比然也”
。
其结果是“考试之时有试探焉!
试探维何?夹带也,枪替也”
。
[11]在《呜呼某校》一文中,他形象描述了当时的考试作弊现象:“考试始终,学生忽而交头耳语,忽而纸球四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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