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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与民国社会改造选1（第6页）

就社会心理学而言，这里的“中国性”

“平民性”

主要表现为重亲念旧、思乡怀故。

徽歙社会自古形成的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徽骆驼”

精神，成了陶行知生活风格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从其后来为了中国的教育改造事业放弃优越的生活而长年累月的奔波，为了中国的救亡抗日奔走于二十八国之间等，可以看出幼少年时期徽歙社会“乡风”

“乡俗”

在陶行知性格形成过程中得到了吸收和凝结。

第二节社会改良思想的确立

1908年春，17岁的陶行知因崇一学堂的停办而提前毕业。

尽管崇一学堂的实际教学水平仅属于高等小学和初等中学低年级的程度，但无论是17岁的年龄层次还是社会的习惯认识，已从中学“毕业”

的陶行知想要求得深造，跨上一步接受高等层次的学校教育。

此际，中国自身的教育正处于一种前所未有的历史转型期。

在戊戌维新时期教育改革的基础上，1901年清政府正式推行“新政”

，实施全面教育改革，1904年新型学制——“癸卯学制”

的确立和颁布后，各省的新式教育事业随着各省有关省立大学堂和高等学堂的确立，形成了一种由初等教育而中等教育再到高等教育的新型学校教育体系。

与此同时，因受教会自身事业发展的促进和中国社会转型对于新知人才的急切需求的刺激，在中外双方有关政策的鼓励下，教会教育在华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发展。

1907年，当基督教各教会在华成立100周年纪念大会召开时，传教士更明确提出，教会教育工作的主要目标，即在于“发展现有的中等和高等学校，并在没有这种学校的地区创办新的这类学校”

。

与之同时，清政府对教会大学采取任其发展的态度。

1906年9月，清学部还明文通知各省，“外国人在中国设立大学毋庸立案”

。

在此种背景下，教会大学以及其他高等教育层次的教会学校，以其绝对压倒优势超出中国自身办理的高等教育，纷纷出现或成型于中国土地，并与其既有的初中级教会学校联成一体，形成了一种完全独立于中国教育制度之外的“完整的教育体系”

。

高等教育的出现和扩充，为中国大批青年学子提供了一条说不上理想，但毕竟有所进益的上进和深造的出路。

当时陶行知家庭经济无力承担陶行知进入政府开办的正规高等学堂深造的费用，只好遵循教会学校的程序，在其老师唐进贤的指点下，前往杭州投考同为教会组织开办的广济医学堂。

“医”

这一行业在乡里社会备受人尊崇，因易于养家糊口，加之陶行知在崇一学堂所学的一些医学常识，无疑都是其选择该志向的筹码。

然而，因学校的“宗教歧视”

，陶行知的美好愿望刚进校门就成了泡影。

在陶行知给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院长罗素的信中提到了这一事情，“旋以学堂严重歧视非基督教徒，甚至事关科学问题亦然，余乃撤回注册，而入学仅三日耳。

余于失望之余，仍返徽州专习英文复经一年，然后前往南京入金陵大学。”

就此，陶行知放弃了学医的志向。

从广济医学堂退学至1909年秋考入汇文书院这近一年半的时间里，陶行知在一种不安定的生活中遭受种种苦楚。

有关这段生活，由于缺乏材料，我们知之不多。

陶行知本人在后来的回忆中，对这段生活也很少提及，但既有的零星材料已足够可以看出陶行知当时的窘境和落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