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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与民国社会改造选1（第3页）

是年9月2日，清政府以光绪帝名义颁布上谕：自丙午（1906年）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

宣告了自隋朝起实行了1300年之久的科举考试制度的终结。

封建传统教育随之在形式上也宣告了消亡。

科举制的废除使中国近代出现了难得的兴办新学的热潮。

正值学龄阶段的陶行知断绝了传统士大夫晋升之路，再也没有必要专注于“四书”

“五经”

了。

为了获得日后安身立命乃至建功立业的知识，他必须改换门庭另辟新的求知路径。

1906年，陶行知因时代和因缘的际遇得以进入一所教会学校——崇一学堂，接受一种异质文化的教育，直到1908年该校停办。

1900年，基督教会组织在歙县城关教堂内附设了第一所教会小学，亦为歙县第一所新式学堂——崇一学堂，校长唐进贤（英文名为Gibbs），1906年改为三年制中学堂，仍以崇一为名。

陶行知因其父已成基督教徒，其母在崇一学堂当佣工，在校长唐进贤的允许下进入该学堂。

清末新式学堂的显著特点是新旧杂糅，中西并存，存旧布新。

其办学宗旨不出“中体西用”

的范围，崇一学堂也莫能例外。

但崇一学堂的学习毕竟为陶行知展示了一个新的世界。

正如章开沅、唐文权所言：“崇一学堂的西学启蒙还是为他（陶行知）打开了一扇窥视外部世界的窗户，为他准备了一块走向外部世界的跳板。”

从陶行知求学乡里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来解释其对陶行知人生思想的影响，前辈学者已做了充分的研究，取得的学术成就到目前为止恐怕无人能及。

如章开沅、唐文权的文化圈的分析以及余子侠三重知识体系构建的阐述，都对陶行知幼少年时期所受到特殊的地域文化和家庭生活对其人生的影响，从历史心理学、社会学等不同的角度做了深刻、透彻的阐释，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兹不赘述。

笔者在这里试图从另一个角度来阐释陶行知与其家乡人文环境和其自身的生存环境的联系和影响，以陶行知成长的思想环境作为研究的切入点。

“谈到思想环境，我在一定程度上是指在一个特殊的环境中流行的思想和价值，即生活于特定环境中的人们所处的所谓思想风气，它是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教育渠道而形成。

它在其间并通过它的思想和价值可以转换成人们的动机、目标和关怀，尤其是在人们思想形成过程中被灌输入人们的头脑中。

但是人们通常根据其自身所处情境来确定其定义。

我这里的‘情境’与其说是一个人的客观环境，毋宁说是他所理解的周围的生活世界。”

按此思路，当时徽州特殊的人文社会环境和风俗习惯究竟对陶行知的生活、思想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不但要考察当时徽州的社会环境，而且还要了解陶行知所感知的并引起其回应的情境。

这里主要对陶行知对当时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所感知的回应做一试探性的分析。

我们把陶行知对社会、家庭环境所作出的回应称之为“生存情境”

。

相对于客观的“历史情景”

的“共相”

，“生存情境”

具有各自的“殊相”

。

就整体而论，传统的中国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安土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安土型农业文明存在的社会土壤，恋土、守旧、拒变为整个社会的思想环境。

人们的文化观和生活观中居支配地位的是政治伦理因素，更多地考虑自己在社会网络中所处的位置、应当扮演的角色和承担的社会责任。

在这种静态社会中，“不需要创造新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是生下来就决定的。

它更害怕社会关系的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