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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研究综述19271991选（第4页）

1935年，刘季平以满力涛的笔名在《生活教育》杂志上发表了《文化与教育一般之本质》的长文，对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作了系统检讨。

随后，王洞若在他编辑的《生活教育论集》的前言中，对生活教育理论作了进一步讨论。

在基本肯定生活教育理论的前提下，尖锐地指出了生活教育理论本身存在的缺陷。

40年代，延安新教育学会编辑出版了《行知教育论文选集》，引起边区教育工作者对生活教育理论的研究和讨论。

这是陶行知研究史上第一次对生活教育理论作较全面、客观、公正的评价。

（1）陶行知学生对生活教育理论的评价。

胡尚志认为，陶行知创造的生活教育理论合乎国情，适合现代生活的需要，变少数人的教育为大众教育，变体脑分离的教育为手脑相长的教育，变教学分离的教育为教学做合一的教育，“这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

白桃也认为，惩治教育理论是，“由静的走向动的，由消耗的走向生产的，由承续的走向建业的，由因袭的走向创造的，由空谈的走向实际的，由死的走向活的教育。”

这种教育是中国农村教育唯一的“正确生路”

。

刘季平、王洞若等人在肯定生活教育理论的同时，又指出了它的不足之处，刘季平研究了国内外的各种教育思潮后认为，“目前唯一切合中国大众之需要的教育，就是陶先生所提倡的生活教育”

。

这种教育理论的根本特征是把教育和大众、教育过程和实践过程、教育的活动和学习的活动打成一家。

但这种理论忽视了教育与生活、社会与学校、教与学之间的矛盾，因而“客观地取消了教育”

“滑入了可悲的空谈”

中。

王洞若认为，生活教育理论的出发点，是要在“穷的中国普及教育”

。

他的理论和实践无疑是“对于传统教育的一种革命，对于学校教育的一种解放”

。

但它的明显不足是，对生活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因而也不能完全揭示生活与教育的辩证统一关系。

戴伯韬认为，生活教育理论是“一个非凡的新教育思想”

，它包含着“理论与实践统一的教育学说”

。

但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把教育孤立起来看了，没有把一切现象看成一个互相交织、互相存在、互相联系的统一体”

。

张健认为，生活教育理论的核心是“以人民生活为教育的中心，由人民生活需要决定教育的目标、内容与方法。”

因此，按其性质来说，“基本上是属于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教育学说”

。

其基本缺陷是，“夸大生活对教育、对社会、对学校的支配作用”

，过分夸大“行若无事”

和“感性认识”

的意义，忽视了“教育与学校特定的反作用”

。

也有人对此持不同意见，认为陶行知强调“做”

不是过了头，而是不够，应把“教学做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