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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小孩教 小孩。
大人。
“三种力”
:一是运用教育的力量叫人高兴教人,高兴求学;二是运用经济的力量,叫人可以教人,可以求学;三是运用政治的力量,叫人不得不教人,不得不求学。
“六面压力”
分别是:(1)小学教师、校长所教学生不做小先生者,撤职解约;(2)学生不做小先生,或教而无成绩者不得升级毕业;(3)家庭、店铺、工厂任何团体中识字者不肯尽教导之责者,罚“守知奴捐”
;(4)订立妨害进步罚款;(5)在城门、车站、码头及其他交通要道设置识字警察,不会读《千字课》者,罚“愚民捐”
铜元一枚;(6)调查户口时,增加教育程度调查一项,以便及时掌握教育普及率。
陶行知认为,只要按照上述“三句话”
去做,“伟大的普及教育机器指日可以发动,整个中华民族的新生命也可以创造出来。”
[11]
必须指出的是,陶行知在“穷办法”
中提到的强迫教育,随后又作了新的解释:强迫的对象不是不识字者,而是“强迫有权者允许人求学,强迫有知识者教人”
。
他说:“无论不识字者之为小孩或成人,强迫之重心要压在家长、店主、厂长、任何机关团体之负责人的身上,才算公平而有效力。
铲除民众儿童上进之阻碍,使民众儿童有自动求学之可能,才是普及教育及教育采用强迫手段之真义。”
[12]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陶行知主张普及大众的工学团教育,并不是一概排斥学校教育,是针对“一提到教育便联想到学校,一提到普及教育便联想到普设学校”
,把学校作为普及教育的唯一途径而提出来的。
而事实上,“若跳不出学校的圈套,则普及现代教育在中国是不可能的”
。
因此,必须在学校之外,“创造一种下层文化的组织,适合大多数人的生活,便利大多数人继续不断的长进。”
这种下层的文化组织,就是陶行知提倡的工学团教育。
其他像“生活教育团”
“普及教育团”
“自学团”
或“共学团”
,虽称呼不一,事实上都是工学团教育的一种。
[13]
1935年,国民党政府曾公布《实施义务教育暂行办法大纲》,“决定在使全国学龄儿童(六岁至十二岁儿童)于十年期限内,逐渐由受一年制、二年制达于四年制之义务教育”
。
陶行知认为,这个义务教育大纲是完全不切实际的“梦想”
。
同时,陶行知批评这个“大纲”
,把儿童教育和成人教育分家,各干各的,不能打成一片,使“整个教育界起了半身麻痹之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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