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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传选1（第5页）

用于普及教育。

要大力扶助创办各种生产性工学团，以便他们能以自己的力量解决普及教育经费。

（12）制定普及教育法，实施强迫教育。

陶行知认为，政府应制定普及教育法，强制公民和适龄儿童接受识字教育。

陶行知还认为，应颁布“妨害进步罪”

。

以防止“婆婆不许媳妇读书，老板不许伙计上学，工厂经理不许工人求知识，士大夫不许儿子教小孩”

的情况发生。

（13）形成监督、检查、考核的制度。

有了普及教育的办法，还须有监督、检查、考核措施。

考核的标准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学龄儿童及民众能读《老少通千字课》，会写自己的名字及中华民国四个字。

如达到上述目标，可以说已达到普及教育的初步要求。

对于学校的考核，主要是检查“小先生”

“传递先生”

是否超过学生数的一半。

[10]

陶行知提出的普及教育办法，绝大多数是根据中国国情和农村生活实际提出来的“穷办法”

，是切实可行的。

如利用小先生、传递先生教人识字，以抄书本代替写字课，成立各级普及教育助成会，这无疑都是好办法。

但也有失之偏颇之处，如将五分之四的学校办到农村，要使二分之一的识字学生成为小先生，这些仅仅是假设，而不是事实。

征收教育税、实施强迫教育及所谓“愚民捐”

，无疑是给为生存而挣扎的农民增加负担，必遭到他们的反对。

因而这些办法不可能也无法在中国全面实施。

1935年4月，陶行知在《生活教育》上发表题为《五千万匹马力的普及教育机器》一文，将上述“穷办法”

归纳为三句话，即“一条原理”

“三种力”

“六面压力”

。

“一条原理”

就是“即知即传”

的原理。

其运用方式有两种：

（甲）大人教　小孩。

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