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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冲突视野下的陶行知选1（第7页）

著名汉学家孔飞力也写过一篇关于陶行知的论文，名为《陶行知，一位教育改革者，1891—1946》发表在《中国论文》第13卷上（1954年）。

论文将儒家心学与西方唯意志论哲学做了比照，把陶行知所信奉的“知行合一”

的实践原则，解读为一种唯意志论。

在这样的解释框架里，陶行知就被解读为一个试图以榜样和信仰的力量来改革中国教育、拯救中国社会的唯意志论者。

孔飞力的研究对海外陶行知的研究具有很大的影响。

蔡宝琼于1996年对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等人的乡村建设运动进行了比较研究。

他认为，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发生了三种不同的乡村教育运动。

一是晏阳初在定县实施的平民教育实验；二是梁漱溟在山东进行的乡村建设；三是陶行知在各省农村推行的教育改革。

这三个人对中国乡村问题的认识各有其独到见解。

蔡宝琼认为，晏阳初、梁漱溟获得了国民党政府的资助，陶行知得到共产党的支持和合作。

晏阳初从小信奉基督教，深信农村衰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农民无知和社会混乱，他把中国的“社会病”

概括为“愚、穷、弱、私”

。

他相信教育能够扫盲、攻愚，提高生产技能，丰富卫生健康知识，使农民团结起来，建立自给自足、秩序井然的和谐社区。

晏阳初对乡村问题的界定以及所提供的解决方法体现了文化化约论和教育万能论。

因此，他日后成为共产党方面教育工作者猛烈批判的对象，被谴责为不能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问题，对中国农村存在的剥削关系视而不见。

与晏阳初相比，梁漱溟的计划更加系统。

他认为乡村问题既包括旧的社会关系的破坏，也包括统治阶级的日益腐败。

因此，他要恢复传统的乡绅政治，强调伦理道德的作用。

两人的计划在本质上都是属于文化和教育领域的。

蔡宝琼认为，陶行知彻底贯彻五四“到群众中去”

的精神和信念，这也正是共产党对陶行知教育理论和实践感兴趣的一点。

与前面两人不同，陶行知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他清楚地看到城乡之间存在着剥削关系，认为乡村问题是不平衡发展的结果。

城市不仅将乡村远远地抛在身后，而且还带走了乡村中的人力和物力。

解决方法在于通过基于农村的教育运动，把解决人民实际生活问题作为首要的任务，从而使人才回流。

陶行知对劳动人民一直怀有深厚的感情，与农民打成一片正是他在性情和工作作风上有别于前面两人的地方。

晏阳初、梁漱溟强调的是与农民相对立的少数精英们的有效领导，陶行知则是全心全意向农民学习，帮助他们挖掘自己的潜力，解决生活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

英美汉学界还将陶行知等人的教育思想以及教育活动纳入到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研究中。

蔡崇平在1996年的研究中发现，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在选择发展战略时，将面临进退两难的境地。

中国要么不顾国内城乡两极分化而继续引进和开发先进的科学技术，继续依靠第一世界国家的帮助；要么依靠代价少、水平低的科学技术，使农村能自给自足，但这样与发达国家相比，会处于更加落后的地位。

晏阳初毫无遗漏地采用上述计划，从而陷入窘境，这说明把科学发展与自给自足对立起来的计划是行不通的。

梁漱溟并不像关注文化复兴一样关注技术和经济成果，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他陷得不深。

他信赖东方文化的内在力量，不在乎是否依靠外国。

他对乡村建设问题的实际处理方法是内省式的，仅限于社区内部。

陶行知认为，实现农村自给自足并不会与发展科技相矛盾，小先生制与科学下嫁运动都是以尽量少的花费向下层社会的广大民众传播最新的知识。

出人意料，陶行知向学生传授的知识，在总体水平上并不比城市中条件好的教育机构差。

这种知识具有有机性，它们都是通过身边现实问题的解决而获得的。